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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等于“处罚时，法律只是被利用了，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
几个月前，在北京，一个叫杜宝良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成为了媒体明星。
这个每日清晨为菜市场送菜的民工，在同一个地点因闯禁行线被电子警察记录105次，罚款10500元。在交警队，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杜宝良面对巨额罚单膛目结舌。
同样哗然的还有公众，既而引发了一场如何执法与监督的大讨论。没有人会为杜宝良的违章鸣不平，但很多人却对交警执行法规的出发点产生了疑问。如果执法机关的监督不是首重教育和预防，却把处罚做为实施法律的常态，那么，执法的结果恐怕仅仅是让执法机关收获了经济利益，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甚至有人提出，当执法等于“处罚”时，法律只是被利用了，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
最近海关清查卷筒纸印刷机逃税事件，几乎席卷了整个业界。据悉，过百台设备，涉及近百家国有印刷企业将遭遇处罚命运。在这里，涉及技术层面的如何理解转速，如何考量技术规格等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关心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有没有“杜宝良式”的无奈。 我们同样关心的是，如果国有印刷企业如杜宝良一样并不具有与执法机关对话的权利，那么，在法律设定之初和长期的执法过程中，其代言人是否有效地承担起了沟通与协调者的职能。
如果把微利时代的印刷企业比做顽强生长的小草，那么，草地是否茂盛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园丁们是否能勤松土、浇水、为草地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但如果草地面临另一种命运，铺上一层水泥，又将怎样？ 铺上水泥当然不再长出小草，甚至会永久性地改变整个草地的生态。但对于印刷企业，对于现今相当一部分国有印刷企业，上述清查事件无异于倾顶而下的水泥。
有业内专家忧心忡忡，此次海关对印刷机进口的大清查，很可能会改变国有印刷企业的生存命运，甚至中国印刷产业的格局和发展步伐，也会因之一变。
谈及此，让我们重新审视政府的执法出发点，基于完善法制社会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府如何兼顾产业进步与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又如何处理不断变化的技术与相关政策的匹配问题？ 杜宝良事件之后两个月，北京的每个司机都可以在家中收到违章通知单了。这就是法律的民主和进步。这不禁让人有所期待，经历清查事件的中国印刷业，是否能收获更为清晰、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