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昌伦：从杰出工程师到企业领军人

　　72岁的冯昌伦，现在仍然是贞亨利“精神头最足的人”。

　　当他面带着和蔼的微笑从房间里快步走出来，步伐之稳健迅速让记者惊讶！ 创办企业10多年来，无论在勤奋程度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冯昌伦都走在前面。创业初期的热情和干劲，丝毫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和成功积累而减弱。

　　1998年，冯昌伦花甲之年从北人股份公司一线退休，从一名老工程师白手起家做企业，经过10多年的努力和磨砺，冯昌伦和他的团队已经打造出中国大型的印刷机械制造企业——北京贞亨利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从单凹机生产商起步的贞亨利，单张纸凹印机一直以绝对胜者的姿态强占中国市场的70%！

　　50多年过去了，从企业学徒工到中国印刷机专家，再经历10年的创业历程，冯昌伦看过了太多的成败起伏，云卷云舒。早春3月的一天，当科印网记者坐在他的面前，听他用平和而坚定的语气讲述“工程师精神”，讲述他见过的那些人和事时，依旧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身上蕴含的力量和坚定。

　　从学徒工到专家级工程师

　　在冯昌伦1955年18岁从重庆机械制造学校（中专）进入原北京人民机械厂时，他的一生似乎就确立了明确的轨迹——一生奋斗在印刷机制造业。但这样的注定却又与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不可分割。

　　在国家奇缺人才的50年代里，中专毕业的冯昌伦作为高学历人才，一进入北京人民机械厂便得到了重用，从产品设计到机械改造，从建筑用的钢筋弯曲机到水泥搅拌机，参与众多繁重的设计生产工作，始终扮演着主力设计师的角色配合生产。

　　不到20岁的冯昌伦对工作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不仅熟读大量书籍，还不分昼夜的钻研机械图。冯昌伦追忆当年往事时说：“那时候，好几百页的有关机械的书我都看好多遍，为了找机械原材料，经常到废铁堆里捡废铁。”谈起“钻研”的话题，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像个孩子一般哈哈大笑着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这么大的干劲儿。”大量的机械制造经验为他今后的印刷机生涯铺上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命运全然昏暗的时刻，而冯昌伦则不同，正是那场浩劫，让他的人生真正步入印刷。

　　当时，北京人民机械厂接受了全张双面印胶印机新产品的试制任务——印制“红宝书”，而冯昌伦作为骨干参加了设计，日夜奋战，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试制成功了。1976年3月顺利通过鉴定。1966年一直到1977年整整十年间，整个国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工、农、商、学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但“工业学大庆”的狂热和爱国主义热情的空前膨胀，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北人厂的发展，冯昌伦也从中获益匪浅，对印刷机械制造贡献出相当多的力量。当时他参与研制和主任设计，生产的J2108型和J2205型单、双色胶印机，至今还是北人主导产品，并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被广泛使用着。

　　冯昌伦的“北人印刷时代”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细节。

　　第一是青年时代的韧劲和才能。冯昌伦的钻研韧劲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印刷机械改造过程中，冯昌伦大胆地提出“三点支承理论”——在滚筒轴的两端各由三个支撑点支撑着滚筒。当时进口的海德堡机器都具备这个机构，而在国内机器上还属空白，冯昌伦当时又设计、又制作小零件，安装、投产。

　　通过两三年实战研发，终于实现了这一机构，使得冯昌伦的本来就很扎实的理论基础锦上添花。

　　据冯昌伦回忆，在那两年，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事情，而把大量时间花在机械加工生产上， “当时自己就像‘有病’一样，没有别的想法玩命的干，在炎热的夏天，晚上临时搭建的木板棚子里，画图纸。夏天又炎热，蚊虫又多，为了不让蚊子叮咬，穿着长裤，地上撒敌敌畏驱蚊。”同时那段时间，冯昌伦晚上又在北京钢铁学院进修、清华大学旁听机械零件设计课程，周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学习英语。上班时间干活，晚上利用业余时间，于1965年经过6年的苦学，在北京市业余工学院大学毕业。“这段交替的工作学习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炼。”

　　第二是包衬理论。1989年，上海印刷学校权威的老师方振亚在《印刷技术》发表了一篇关于“包衬该怎么包”的文章，主张印版、压印滚筒、橡皮布印刷时直径是相等的。冯昌伦在看了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机器的说明书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印版、压印滚筒、橡皮布、三个大、中、小滚筒的直径，应该是按照大、中、小的规律匹配，而不该是等径的。让冯昌伦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印刷技术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支持方振亚的观点，有人赞同冯昌伦的总结，《印刷技术》杂志甚至专门开辟一个板块，作为方振亚和冯昌伦“辩论”的平台，方振亚和冯昌伦以及他们的各自支持者，以每月写一篇文章的形式辩论，一辩论就是两年，并一度形成了“南方北冯”的场景。最终的辩论结果以冯昌伦找到了一篇日本印刷业知名的杂志刊登的一篇论文符合了冯昌伦的观点，而且这一包衬理论的源头技术在美国也获得了专利。

　　1982年应印刷工业出版社的约稿，编著并正式出版“胶印机的使用与调节”一书，寒窗编写了四年之久,为中国印刷工业作出贡献,至今该书仍是印刷工业出版社的热门销售书之一。

　　几十年的印刷生涯，冯昌伦从工程师一直做到了主任设计师、高级工程师、高高级工程师、中国政府专家津贴、学术带头人、总设计工程师……52岁以前，冯昌伦的职称生涯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对于成功之后的一切，冯昌伦说：“当初进厂的4个人，只有我始终如一一直在这里，我从没有想过跳槽，嫌弃工资低，就有一股子韧劲儿，激励着我这样。”当然，冯昌伦的一切也得到了北京人民机械厂的认可和尊重，“厂里换了那么多的领导，但每一个都给重担我挑，交给我的任务，我都会自发的没白天没黑夜的赶。1965年，全厂技术工艺100多人，只有两个涨工资的名额，从56块钱升到62元，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有涨过工资，一个是科长，一个是我，但我作为在厂内工作几十年的元老级工程师，全厂是有目共睹的，为北京人民机械厂作出了贡献。”冯昌伦讲到这里有些眉飞色舞，盛满了认同感与满足感的笑容正描绘着彼时所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