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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海数字印刷业的现状称之为“跋涉”，是因为整个行业依然处于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冲破发展瓶颈，业务基本停留在原有范畴。在美国数字印刷占有较大份额、已经广泛使用的读者订单式图书印制，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出现。国内的数字印刷进入出版领域，充其量也就是偶尔应景打些送审的样书，或印制数量相对大一些但也属于套装书补缺的图书。这并非是数字印刷的生产能力问题，而是传统出版还没有完成相应的转型准备，这包括原有图书内容的数字化、版权的有效保护、内容供应商与渠道供应商的利益关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数字印刷现在的价格依旧偏高，特别是彩色印刷，这也是阻碍数字印刷在百姓中得到迅速推广的一个原因。 按照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供的数据统计，2010年上海数字印刷的全部产值为5.95亿元，仅是当年全市印刷工业总产值585.7亿元的1%，还显得相当渺小。 如果进一步细分，在上海4606家印刷企业中，主营数字印刷的企业仅33家，占全部企业数的0.72%；从业人员1690人，平均每个企业51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值53414万元，2010年实现销售37460.28万元；这33家数字印刷企业一年经营的结果是亏损1352万元，颇令人无奈与遗憾。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印管处处长周建平还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一组数据：2010年印刷企业填报有数字印刷销售收入的企业共120家，数字印刷年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16家，500万~1000万元的有8家，100万~500万元的有41家。换言之，全上海数字印刷企业年销售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总共才只有65家，这与上海2010年已有235家印刷企业年销售在5000万元以上形成鲜明对比。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数字印刷要能与传统印刷匹敌还真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不是灭数字印刷企业的志气，而是现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既然将数字印刷业的现状形容为“跋涉”，似乎就应该是行进在泥泞沼泽、在高山峻岭、在羊肠小道，为什么又称之为“阳光下的跋涉”呢？那是因为政府对发展数字印刷的态度十分积极，将之列为“十二五”期间国内印刷业发展的重点，数字印刷企业虽然行进得颇为艰辛，但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早在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数字出版基地，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吸引相关企业进场。在那之后，又陆续在各地发展了数个数字出版基地。当然，话也得说回来，政府的政策倾斜还是对内容产业相对多点，而对实体产业少了一点，数字印刷企业要搞技术改造更多地还是得依靠自有资金，或者是通过租赁公司融资。 上海数字印刷企业的萌生大概有两条途径。 一类是传统印刷企业为应对市场变化，添置了数字印刷设备，这类企业实力相对较强，但除个别外，生产的重心依然在传统印刷上，毕竟那一块的业务量在现今比数字印刷量仍要大很多。当然也有在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两条轨道上都运营得比较到位的企业，地处普陀区的民营企业“盛隆印务”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家。该企业配置有4台进口的多色胶印机与4台数字印刷机，只占全厂150名员工数1/13不到的11名数字印刷工人，其产值要占到全厂总产值的1/6乣1/5。能做到这一点，业务量相对饱满是关键，数字印刷设备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开机18个小时。另一点是适应市场需要，在让客户得到最满意的服务上走得比较靠前，他们通过市场投标把印刷厂直接开到对方工厂，成为某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唯一定点服务商，稳稳地拿到了一笔大印刷业务。 另一类是对市场较为敏锐的大学生，毕业后即投身发展数字印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也已有数家达到了相当规模。上海的“同昆”、“灵燕”、“美最时”是其中做得较好的几家。“同昆”的当家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从建筑图文起家，是上海数字印刷企业中起步较早、做得也较为成功的一家企业，现在已经在上海和北京拥有8家门店，对外实行24小时开放式服务，但至今对企业起支撑作用的业务似乎依旧来源于建筑业。伴随着员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在逐渐受到侵削。“灵燕”的当家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华东地区率先引进高效的HPIndigo7000数字印刷机，通过自编软件管理程序大大提升了设备的工作效率，而且，高质量也带来了更多的大客户，所以在今年总态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却做得出奇的好。但大部分依靠门面经营的数字印刷企业他们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更有个别单位在购买了数字印刷机以后，就产品的质量问题与供应商产生纠纷，以致在设备上投入的资金没有形成合理回报。 上述有关上海数字印刷行业基本情况的描述，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商业印刷，其实，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不同印刷工艺的数字印刷设备的使用已经相当广泛，从个性化的票据印刷到大幅面的喷绘，乃至小印数的包装印刷、吊牌印刷。可以相信，伴以时日，数字印刷的应用一定会更趋广泛，数字印刷在总印刷中的比重也会日趋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