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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印刷界“微利”一词出现的频率有所上升，在一些刊物上还出现诸如“微利时代印刷业该怎么办”等议论，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救市性”的呼吁，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各方反应也基本正常、良好，如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纷纷关注供需协调研讨对策、调整规划，甚至参与工价协调等工作。这些均说明大家对行业的正常发展十分关切。
但我认为，对于“微利”不能仅此就事论事地对待，还该扩大并加深一些探讨。
首先，“微利”究竟是“病”还是“非病”？
从目前多数议论中可以听出，即使不认为是“病”，也属该预防发“病”的看法为多。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以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说：“价”有二重性，即“价值”与“价格”。对人们来说，价值是根本性的，而价格只不过为了取得“价值”所付出的“交换价格”。所以从社会的利益来说，如果能以更低的价格换得更多“价值”的物质或精神享受，是大好事，也是国家与社会追求的大目标，怎么会成为“病”呢？
这么说，是否“价格”的下降可以听之任之，不予关注？并非如此。问题是谁来关注和怎么关注。这又得回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供求规律。其实大家都懂，当求大于供时，价格就上升；反之，则下降。但上升或下降，不会无限制地脱离“价值”核心。而所谓“利润”，实质上是“供”方最关切的，可是，即使在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供方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靠提高“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也不会被迫无休止地“割肉”抑价。因为，从总体来说，价格须随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幅度来支配，过高或过低，只可能是短暂的。从长期来看，如果行业利润率超出平均水平较高，投资的流入就会增多；反之，投资就会流出。这就产生供求关系的自然调节。所谓产品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实也须遵循这一规律。同理，价格的高低，利润的厚薄，市场是最终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调节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行业协会的协调工作，并非不需要，也不是无可作为，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遵循这种宏观供求规律。如果符合客观规律，调控会起积极作用；如果违背这种规律，硬性地、人为地靠抬价或抑价去调节，可能收效一时，不会长久。例如，去年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对部分出版社过分抑低教科书装订工作，结果导致不良后果的事，出面调研并协调，订出一份合理的工价标准，得到良好的效果与反响。行业协会这一协调工作非常成功，是主观能动性的积极表现，同时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证明，否则将很难成功。
在此，我想提问：目前印刷业的平均利润率究竟是多少？如果是未知数，那么又何来“微利”之说？可能有很多印刷企业是营业额上升而盈利未上升，甚至下降，给人的感觉是“微利”。这种联想不无道理，这种现象也值得关注，但是就此得出“微利”或“微利时代”的提法，根据仍然不够。因为“微利”或“厚利”均应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为参照，而且应该结合行业总体水平，而并不是仅就“一些厂”来言，即使“一些厂”也还要进行具体分析，我还想问：
1.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印企仍然盈利？而且盈利水平不低？
2.为什么仍会有“强者恒强”的现象？
3.为什么仍有那么多想进入印刷业“围城”的申请者？还包括港台与外商？
如果对上述问题找不到合理的回答，我认为：说印刷业的利润有所下降是可以的，说“微利”也可能只是与以往“宽利”相对而言。至于“微利时代”的提法，那就不很确切了，也无必要。
其次，“微利”只不过是一种现象或信号。
说得更积极些，“微利”可作为一种“清醒剂”。如果一个人瘦了，并不代表一定有病，但提醒人们应找找原因，做一次“体检”。对营业额增大盈利反而下降的企业，当然很可能是由于竞争加剧而工价下调的影响，但也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并非“千厂”一律。均宜趁此时机做一次“全身体检”，不宜笼统归咎于“微利”而无所作为。越是艰难，越该“励精图治”，这正是企业家发挥聪敏才智的关键时刻。“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原材料价格要上浮，工价却下调，这种日子对印企领导来说的确不好过，可这也就是印刷业数风流人物的“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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