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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本人随温州某企业代表团赴广东、福建考察，所见所闻，深有感触，于是写下篇札记，算是将温州制造与广东制造进行一次粗浅的比较吧。
“繁荣”与“落寞”
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各界谈论最多的便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很多人用“风暴”、“海啸”等词汇来形容危机的厉害程度，专家的谈论、媒介的渲染甚至在人群中造成一定的恐慌心理。实际上，身在企业界的人都感受到，这场危机的确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是还不至于如此严重。
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中央政策频出，如出台四万亿元“救市”计划，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实际上民营企业能够分到的份额极少；高调出台《劳动合同法》“鼎盛一时”，危机一来，有的企业将其束之高阁，大家也都默认了；此外，出口退税政策一调再调，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猜不透政策背后隐藏的“玄机”。
其实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特别是从事外贸加工的民营企业，订单减少是必然的。但在这场“妖魔化”金融危机现象的背后，有些企业家干脆将自身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股脑推到金融危机头上，似乎凡是企业经营不佳、市场前景不妙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危机”背后还隐藏着“危机”，而这个背后的危机就是我们的产业自身存在的弊端。
广东和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比如印刷、家具等行业，都有相似性。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是缺乏技术含量的轻工产品，依托灵活的机制优势、价格优势，以及广阔的海内外市场，“温州造”畅销国内外，电器、打火机、服装等产品在国内外都占有相当比重的市场份额。温州产品走俏使许多温州企业家产生了自大的心理，而忽视了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产品需要转型升级。其实这几年产业的危机已经初露端倪，比如欧盟一些国家对温州制造的打火机反倾销；温州的服装、皮鞋等也在国外频遭质疑。虽然在多起反倾销诉讼中胜诉，但温州企业对自己所从事的赖以生存的行业仍然没有进行深入的反思。
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之下，温州一些外贸企业承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由于国内的市场还没有遭受根本性的打击，大部分企业还可以维持日常经营，而广东一些企业损失就大了。一个很显著的现象是，最近许多来自广东东莞的胶印机长纷纷给温州印刷企业寄来简历，笔者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东莞印刷企业业务以外单为主，所以受金融危机影响尤其严重，不少印刷企业订单下降，机器开工不足，遭遇严重经营困难，许多印刷人才只好离职，纷纷到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另谋发展。
“技术”与“劳动力”
笔者一行到汕头一家包装公司参观，这是一家极不起眼的公司，没有宽敞的厂房，没有先进的设备，也没有大量的工人，可这家公司却拥有一流的专业化设计队伍。
上海一知名月饼厂家老总深陷矛盾之中，因为从印刷实力、运输成本以及价格方面考虑，他觉得选择上海某印刷公司是最合理的，但是由于月饼盒的包装设计技术被上述汕头那家小包装企业控制着，所以一直以来，月饼盒的印刷业务就在这家企业加工。假如与这家公司断绝关系，选择与上海的某公司合作，又怕这家小包装公司转而为他的竞争对手设计包装，自己将会丢失在月饼市场上的份额。这家小包装公司便凭借其专业化的设计团队，手头牢牢地掌握着大量的印刷订单，无论淡季和旺季，企业都能“旱涝保收”。
反观我们温州制造业，鞋服、电器、打火机、印刷等温州一度引以为豪的行业无不是产业门槛底，多以加工为主，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赚取一点“血汗钱”，几乎没有什么科技含量，附加值不高，在产业链中处于底端，尤其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些制造业遭遇困难是不奇怪的，这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温州制造业无论产值、税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有那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才能经受住危机的考验。
核心技术哪里来？来自专业化的团队。当今时代，一项新的设计、一项新的发明不是由某一个人所能承担，而是来自不同专业甚至不同学科的人协同作战才有可能出成果。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企业可以拥有一项核心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变化，原来的技术也会被新技术所取代，所以企业拥有技术可以领先一时，但是如果拥有一支专业团队，就可以为其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和智力支持。
不单是印刷企业，服装、电器、打火机等等生产企业无不如此，专业化的队伍如果与制造业结合，无疑将会助力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制度”与“人情”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笔者在与来自广东印刷企业的应聘者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广东的一些港资、日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的工作岗位安排，严格按制度、按程序走，合适则留用，不合适马上离职，员工对公司的“感情色彩”较淡，流动较为频繁。虽然如此，制度化的刚性管理仍然让广东印刷企业收获了井井有条的运营。
而温州更具“人情社会”的特色，非常注重人际关系，血缘、地缘、业缘等等，这些“缘”把人固定在层层的关系网中，形成了费孝通先生论述的“差序格局”的状态。温州大大小小的企业，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王国”、“小村落”，等级秩序森严，村民们（员工）仰赖“村长”（老板）恩赐而贡献满腔的忠诚。尽管公司中也有较为完整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制定时并不完全是体现员工的意志，而更多是体现老板意志。在公司中，制度几乎无法与老板意志相抗衡，“令随人改”的现象很常见。
对一个组织来说，“制度”和“人情”都很重要，广东与温州的企业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制度”与“人情”分别占据主导地位。在广东，笔者也走访了不少企业，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尽管这些企业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困扰，但是主要局限于市场萎缩、订单下降，它们在内部企业管理、员工素质等方面的水平远远高于温州企业，其管理的程序化、标准化远胜于温州企业的经验式管理。笔者认为，一旦金融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慢慢消退，国外市场逐渐复苏，这些企业依旧可以枯木重生。
在现阶段，温州的民营印刷企业当务之急是着手进行制度建设。当然，制度也要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在制定制度之前要充分听取员工的利益诉求，吸收合理的建议。
这次广东之行，让笔者亲自看到、感受到温州企业在设计水平上、在技术创新的能力上、在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上与广东的企业相比还是显得落后。因此，笔者可以这样下结论，温州的“制造型”企业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不去正视企业管理存在的弊端，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如果依旧没有技术含量支撑，不思上进；如果还是幻想依靠国内政策保护来度过未来的危机，那么以后更大危机来临时，就不知道是谁笑在最后了。
（本文作者任职于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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