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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之后，中国国企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地不断传来有关国企改制的消息：“西安500亿元国资盛宴”、“山东1133家国企改革与时间赛跑”、“江苏640亿元国资重组行动”、“上海700亿元商业资产重组”、“北京百户国企上榜招亲”，真可谓轰轰烈烈，势不可挡。
在印刷业，国企改制的脚步也在汇集：
2003年11月2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意向书明确，资产规模逾140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广厦控股，将以现金出资方式成为改制后的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的新股东，股本份额达49%。
2004年1月3日，上海轻工控股集团与国际纸业巨头印尼金光集团联手，在双方签署的一揽子合作计划中，上海包装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纸厂将与金光集团展开多层面的合作。据悉，除了造纸部分，集团的另一主体业务—包装印刷，也在其产权单位轻工控股集团的积极推动下，与各方投资者接触，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上海，印刷产业的另一国企巨头—上海印刷集团，也在慎重引入战略投资者。自2003年7月与本地民营集团紫江集团联合未果，上海印刷集团并未停下改制的脚步。据最近消息，上海印刷集团正在和香港某集团密切接触，多方探索合作路径，意欲打造上海印刷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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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散布各地、其中仍不乏优质资产的国有印刷资源存量正在吸引更多买家的关注与斟酌，一些国有印刷集团和大中型印刷企业正在探索产权多元化路径，而前期已通过职工持股等方式完成改制的国有企业也在酝酿二次改制的同时吸收着发展的资本。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国企改制的浪潮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由“一股独大”改为多元持股，由国有独资发展到混合持股，国有资本逐步置换成为改制的主旋律。
产业与资本的碰撞，并非只对民营资本情有独钟。在印刷业，外资并购、管理层收购、民营企业收购正在成为推进国有资本置换的“三驾马车”。而对业内资本和业外资本的兼收并蓄，使印刷企业在寻求发展路径时有了更多可以腾挪的空间。
印刷业中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速度，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又有了加速度发展的迹象。有经济学界专家预计，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未来几年，非公有制经济在印刷业这样的完全竞争性产业领域将会有爆发式发展。这样的产业演进趋势，意味着国有印刷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持续多年的国企改制，仍处于进行时。新动向、新形式、新问题，将是本次“特别报道”的主题；而在新一轮国企改制浪潮中率先警醒、抓住机遇的印刷企业，将成为本次“特别报道”的主角。
由独资走向多元
由独资走向多元，可以说是现阶段国企改制最显著的特征。寻求投资主体多元化、资本结构多样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发展模式，已成为更多国有印企改制的着力点。
“实践证明，单一产权主体、国有独资的改制模式，成功的并不多”。一位地方新闻出版局官员回顾近年来改制设立的国有独资印刷公司和借助行政手段捏合而成的国有控股印刷集团时认为，这些公司和集团往往是直接翻牌设立，内部机制并没有相应调整，老国企遗留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旧瓶装新酒，没有实质性变化。
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有印企希望借助产权的多元化，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引入新的股东，资金问题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新机制的引入才是最为关键的”。面对《印刷经理人》的采访，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宏钧指出，借助土地置换等手段，湖南印刷集团已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储备，现在主动和一些外资、民营资本接触，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产权的调整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冲击、调整企业现有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解决国有企业多年存在的痼疾。“借助外力的推动和机制的约束，要比自己推动省劲，也更规范。”刘宏钧坦言。
不过，更多国有印企在资金问题上没有湖南印刷集团这样幸运，通过产权制度的变化引入多元投资，也就成为它们追求多元化产权格局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国有印企寻求多元化投资主体的目标群中，前几年国有法人股相互持股的方式已发生了变化，民营资本和外资逐渐成为更活跃的资本力量。“客观来讲，现在大多数国有资本面临的并不是‘进’、而是‘退’的问题，有资金实力和投资意愿来和国有印企接触的往往是民间资本或外资。”一位正在筹划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印企老总对此深有体会。
综观各地国有印企改制进程，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国有印企的改制形式和内容仍存在不小差异，而以混合持股、引进多元战略投资者为主要特色的改制模式，目前更多实践于长三角地区。究其原因，这与地方政府和产权部门的推动不无关系。
以上海为例，2003年，上海市根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启动了新一轮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以存量对接增量，做大“蛋糕”的发展思路。2004年，仍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地鼓励、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对国企的并购重组。上海两大国有印刷集团紧锣密鼓地推进改革，积极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与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与关注有很直接的关系。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赋予地方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这从客观上推动了各地出售国有资产的热情，据悉，西安、山东、江苏、重庆、上海、辽宁等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国资出售方案。北京市也在2003年7月正式推出了104家、总资产约252亿元的国有工业企业吸引外资、民间资本并购名单。在这104家国有企业中，北京胶印厂、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轻联包装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据了解，并购名单公布后，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外资和民营资本前来洽谈，“现在还没有结果，到今年2季度应该有所定论”，相关负责人审慎的回答，仍透露了北京国有印企将在引入多元投资者方面有所突破。
由职工走向经营层
股份合作制曾是近些年国有印企改制的主流模式。即使采用其他方式改制的企业，职工持股也常常成为改制方案的考虑内容。但股份合作制在运行过程中所显现的问题，使人们对这种体制模式产生了疑问。“股份合作制企业会产生两个矛盾：其一是全员平均持股，造成新的平均主义；其二是一个人两个身份，既是股东又是职工，作为股东，比较关心眼前利益，诸如奖金、福利之类，没有人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实质上，全员持股是对企业命运的不负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荣霖的观点代表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基于此，很多印刷企业开始了二次改制尝试，股权向经营层、技术骨干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通过二次改制达到经营层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已不鲜见。“我们集团下属子公司基本都实现了经营层参股，参股比例占注册资本的10%～15%之间”，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雪勇介绍，“经营层适当持股好处很多，既有助于经营目标的完成，也对个人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特别是创业元老在被收购、兼并的过程中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如何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如何兼顾企业平稳转制与发展的主题？正面临改制的各家企业和集团，似乎都绕不过“经营者持股”这个话题。
一家东北地区国有印企介绍，他们酝酿改制已有一段时间，基础工作推进得很顺利，但仍遇到了体制障碍。这家企业计划引入的股东，提出希望经营者持股，持股比例并不是很大，持股资金经营层个人拿出一部分，贷款一部分，由企业担保，用每年的工资、分红还贷款，风险也不是很高。“即使这样，仍突破了现有的体制框架，现有制度和文件对这种方式还没有明确说法，所以我们还在等待，甚至需要调整改制方案。”从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中，可以看到经营层持股方式在一些地区和行业领域还是相当新鲜和敏感的话题。
“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广厦控股的合作中，暂不考虑经营层持股，先让两个股东把集团公司的架构搭起来。”吴雪勇介绍，“虽然广厦控股要求经营层持股，但出版联合集团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改制是一个过程，要考虑先易后难。毕竟集团中还有很多老职工，关系、身份转换了，观念的转化还需要一段时间。”谈到对经营层持股的看法，吴雪勇认为，风险与机遇并存，对企业管理者来讲，这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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