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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有幸一直在印刷业工作，回忆起来，感触良多，在此将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和感想记述如下。
我第一次接触胶印技术是在1950年，当时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照相制版和胶印车间的主要设备是1台四开照相制版机和2台美国制造的自动四开胶印机，这些设备是由上海华夏印刷公司迁来的，当时负责指导胶印技术的工程师是谢燕声和郑德琛。1950年7月北京美术印刷厂在象来街建成投产，但从设备的先进性来看，新华厂的胶印机仍然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50多年过去了，变化太大了，从使用国外制造的小胶印机到我国成批制造和出口大型先进胶印机，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印刷业的巨大变化。
1953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刷管理局召开了全国各大区新华印刷厂厂长会议，卜明做了关于《贯彻整顿巩固方针，为提高企业水平而奋斗》的报告，张榕做了关于《加强技术管理，消灭事故、差错和缺数，为提高产品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当时张榕对我讲，胶印质量不能满足客观上的要求是当时胶印技术存在的大问题。我有一本1949年2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与之相比较，当时我们的胶印水平差距并不是很大，但在胶印制版的层次处理、色彩处理和画面精神上的确有一定差距。
1958年我又回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印刷处工作，恰好在8月和9月接连召开“全国报纸书刊印刷工作会议”和“全国印刷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胶印产品和技术革新资料。在胶印产品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这本藏画集的制版、印刷水平，特别是在墨色层次处理和人物精神的处理上，可以说在当时国际上是有相当水平的，并具有中国的艺术特色。在1958年和1959年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各地送来的技术革新资料非常丰富，上海、北京的技术革新资料都有胶印制版和印刷的专集。结合当时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现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几年来所出版的国外最新技术情报的翻译资料，我们感到当时全国印刷业已形成吸收国外印刷技术，进行自我革新的热潮。当时胶印技术研究和发展的重点是采用各种蒙版技术，试制300线/英寸的彩色印刷新产品，以及国产手续纸胶印机的自动化。4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制版数字化和印刷过程数字化的时代了，但40年前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发动广大印刷业的从业人员，进行新的技术开发，同时又要尊重科学、坚持不懈。
1960年，文化部文化学院设立印刷工艺系，当时起草的教学计划就是以胶印制版印刷工艺为主要培养目标，而且将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开设的课程的项目与工厂实践相结合，通过聘请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讲课和传授实际工作经验，并以当时的科研课题作为毕业设计课题，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和实施。
1962～1963年，我参加了国产照相制版镜头和新型胶印机试制成功的鉴定会，这些产品的成功开发，除了研制单位的艰苦努力外，中国印刷物资公司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因此，由企业开发推进，使生产、开发、使用者结合，协力完成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经验。
1973年，我参加了国务院出版系统为研究解决我国印制彩报问题的调查工作，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当时全国主要地区印刷业的技术发展情况，当时提出了有关进行胶印技术开发项目的建议。1974年12月，日本印刷包装机械展览会在天津举行，我参加了与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洽谈，洽谈问题的重点是在电子分色机的研制与在胶印上的应用。通过中外技术交流洽谈，研究国外印刷技术发展的趋势与经验，这是当时的正面经验之一。上世纪70年代进行的这两项工作使我了解到国内印刷技术情况和国外的新发展，在交流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进行思索，感到收获很大。因此我感到，在进行对外交流时最好是先对国内技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有目的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再开发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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