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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竞争的加剧，书刊印刷企业面临着来自出版社的越来越大的降价压力。面对市场物价的上涨，书刊印刷企业很难为自己的职工增加工资，可以说，书刊印刷企业到了拼命挣扎、维持生存的边缘。一方面要投入巨资做规模化的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短周期快节奏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在市场整合中看谁能扛得住压力，最终站稳脚跟。
我们期望出版社能理解书刊印刷企业面临的处境，赞同印刷企业梯次发展的方式，按不同的产品质量与用料给予差异性的工价，让不同定位的企业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因为一个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只有双赢乃至多赢才能维持长期合作，反之，合作只会是一句空话。到了印刷企业难以持之以恒地开展技术改造，甚至难以为继的时候，出版社也必定难有装帧精美的图书去争取市场，赢得利润。
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在不少地区，出版社与书刊印刷厂之间依旧存在“工价本”，以此指导出版行业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制定划一的工价用以指导行业内的生产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这为行业内企业间生产业务的调配提供了方便，对印刷业的发展也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印刷企业逐渐走向市场，业务结构也渐渐发生变化，工价本虽然伴随着印刷加工业务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屡有变动，但没有被彻底丢开。实践证明，这样做不利于印刷企业的梯次发展，有违于价格以价值为基准的经济规律，也不符合国际上出版单位选择印刷加工企业的习惯做法。
印刷企业因其市场定位的不同，设备的配置差异很大。以历史上隶属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上海中华印刷公司为例，为满足期刊与商业印刷市场短周期的需要，在2000年耗资三千余万元购置了海德堡八色商用轮转印刷机。为满足印刷画册等彩色精品的需要，在1996年以来的9年时间里，以每台近千万元的价格前后更新了7台四色平张纸胶印机，选择的都是德国海德堡与日本小森公司的产品。与此同时，在印前引进了CTP设备，在印后引进了马天尼精、平装联动线。这些优质的设备加上工人良好的技术素质，确实使我们做出了不少精品。这也是从2001年起的3年来（2004年产品尚未做评比），中华公司成为上海地区惟一一家每年各有3个品种（共16册）被认定为全国优等品的印刷企业的重要原因。
在中华公司坚持大力度技术改造的同时，上海市场上还有数百家中小型企业依仗着尚能工作的陈旧设备也在为出版社提供印刷与印后的服务，他们的产品能满足市场的一般需求。 要求这两类投资代价不同、设备层次不同的企业实行同一尺度的工价标准显然有悖情理。是市场需求推动着社会进步，只要有社会需求，就会有厂商制作出不同档次的产品满足社会各个消费层次的需要，它们的市场价格也理所当然地存在差异。因为“奥迪”比“桑塔纳”档次高，它们的售价当然就存在差别。因为商圈、交通、可提供的社会服务存在着差异，上海市内徐汇区的房价就是比闸北区的房价高，但不同收入的市民各有所好、各得其所。在图书印制市场上又为什么要用统一的工价去限制生产企业的梯次发展呢？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产品的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格在价值线上下做波动，如果价格始终低于价值的话，那么追逐利润的资本之手就会抽去投资于无利可图行业的资金，促使价值回归。
我们仍以中华印刷公司精装图书制作的情况与用手工制作的普通工厂做比较。1999年，为了扭转国内装帧落后的状况，公司出资近二千万元从瑞士马天尼公司引进了精、平装联动生产线。从引进开始，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公司一直选用美国国民淀粉公司生产的胶黏剂，在精装图书的制作过程中，又汲取国外的成熟经验，改圆脊图书书脊用牛皮纸粘贴为用进口皱纹纸粘贴，如此，产品质量明显提升。经过摸索，在这台设备上还成功开发出制作法式软精装书的工艺。公司承接制作的精装图书遍及云南、新疆等偏远地区，承接制作的海外精装图书也从未因质量问题产生争议。与此同时，小型企业迄今为止制作精装书基本仍处于手工敲脊阶段，难以求得批量图书的整体一致，更谈不上用皱纹纸做书脊粘贴以保证成书后的伸缩有度。这两种制作方式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要求图书具有最好的产品质量，同时仅支付划一的低水平加工的工价，就好比俗话所说：既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何况大型企业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坚持花巨资培训员工，给工人以适当的待遇，规范地支付政府规定的各项税金，这方面的成本毫无疑问也高于普通企业。要求水平显然不在一条线上的企业在同一个工价标准的跑道上赛跑也有悖情理。对这一事实，不少出版社的出版科员心知肚明，因此让小厂做普通产品，让大厂做精品也就成了常见的情况，同样的价格得到了最为理想的结果。但工厂毕竟以盈利为目的，不可能在赔本的情况下，一味发扬风格，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可能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持之以恒地坚持技术改造。这样做最终势必阻碍中国书刊印刷企业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已经进入到供应链联手应对竞争的阶段，双赢乃至多赢是保持供应链各方长期合作的基础。近几年来，书刊市场同样竞争激烈，选题类同、刊物定位彼此撞车。即使如此，在国家控制出版社膨胀的背景下，出版社的利润依旧是出版社、书刊印刷厂和书店三者间最高的。以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公布的2003年署属企业的获利情况分析，出版社所获的利润占全部利润的三分之二，书刊印制企业获得的全部利润低于总利润的百分之十，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与此同时，也因为图书的高定价、发行中的高折扣，出版图书的出版社被舆论指责为像电信行业一样的暴利行业。承担着提高人民精神文明水准这份神圣使命的出版社，是被自己架在日渐筑高的利润平台上艰难地舞蹈。做如此利润分配的供应链合作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当然，供应链中上游企业挤压下游企业利润是中国市场近几年来存在的通病，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确定图书市场的产品加工价格，实事求是地分摊生产成本，让图书制作这个行业有可能生存下去。说出版社与印刷厂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决不应该只是小和尚口中的念念有词，而应该从维系双方间长期合作出发，坚持互惠互利，求得共赢。
先于内地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香港印刷市场就没有划一的工价。客户有产品付印一般选择数家印刷企业来报价，然后按客户对产品的要求，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优质的必定价高，价格低廉的在选用材料上也肯定趋低，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操作方式。事实上，出版单位发到南方地区印制的图书已普遍采用这一方式，那么在当地印刷的绝大多数产品又有何理由不同步跟进而依旧采用划一的工价本，以致限制了印刷企业间的梯次发展呢？
总之，多样化的市场应该有多样化的产品，不同的产品质量应该有不同的加工价格和不同的销售价格。除了教科书有物价局规定的每印张单价外，各出版社对其他图书的定价因其内在质量、产品成本的不同，每一印张的定价上下悬殊很大。我们希望在难以马上就丢掉划一工价本的情况下，由社、厂间协商形成的工价本仅作常规操作的依据。在制作有特殊要求的图书时，工价本应该仅用于参考，而不应成为业内委印加工定价的惟一依据，因为它不符合企业梯次定位和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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