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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中国，政府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企业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印刷业，尽管全面地感受到寒冬的来临可能略迟于一线的制造业工厂，但不可避免地也已经感受到严冬来临前的阵阵凉意。
日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结合正在开展的“科学发展观”教育，邀集上海市内一些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有代表性的印刷企业，认真听取他们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对政府的诉求，真心诚意地希望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应对这场挑战。
综合在会上发言的那些单位的意见，他们希望政府在以下五个方面能进一步改进工作，让企业在更为宽松的环境里生存发展。
其一，希望提高政策的相对稳定性
这几年，我国的印刷业发展很快，拿全国范围2007年的印刷年产值（4400亿）与改革开放第一年（1979年）的年产值（47.97亿）比，足足增长了90.72倍，在国民生产总额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2.02%。
回首这段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对印刷企业引进一些国内至今尚无法生产的关键设备给予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作用巨大。这一政策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行业的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进军海外印刷市场。
但是，有些政策的变化过于频繁，有些政策的调整又缺乏它的实际必要性。以最为典型的海关税目变化为例，几年内，有些设备的引进在征税与免税之间反反复复。说不清原委的变化，让一些企业在引进设备时战战兢兢。在征税的条件下，下决心引进了企业发展必须的设备，如果不久的将来政策又许可免税，不仅是企业多花了钱，而且在同类市场的竞争中先发优势就丧失殆尽。
有位进入内地多年的港商，在多次会议上对国内依然流行的动态管理的说法提出批评。他认为，动态管理让企业对可能面临的政策环境心中无底，在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时，对可能发生的变化总感到喘喘不安。
我们当然知道，政策本身应该是可变的，因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了适时地调整现状。但既为政策，肯定还是有其相对稳定性为好，过于摇摆，说白了是缺乏对市场发展态势的应有预判，是对市场全局的把握不够，是缺乏前瞻性。更何况有些政策的改变完全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间事前沟通得不够，是手握大权参与制定政策的人们对行业的实情了解得太少。
其二、希望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既然政策是用于调节一定范围内变化中的现状，它的内容就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让所有相关的对象都能从公开的政策中选择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但是现状是有些政策的透明度还不够，需要拐着弯子才能了解。有些政策又太过模糊，需要别人帮助解读。为什么要让人看的东西，其结果是让人看得莫衷一是呢？
在印刷系统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围绕2002年后引进的、时速为4万张的对开商业轮转印刷机究竟该不该增税的问题。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搞得沸沸扬扬，时至今日，依然有些地区的问题并未最终得到解决，海关依然还扣压着相关企业的部分资金。导致这场专项检查的原因就是海关掌握的政策并未公之于众，在对政策的理解上双方存在差异。试想，如果政策是为企业所广泛了解的，或者在第一台类似设备引进时即遇征税，涉及此案的企业显然就会减少很多。
再比如，2005年末财政部制定的代料印刷有书号、刊号的出版物，其增值税可以按13%征收。该文为行业内的相关企业广泛了解，靠的是印刷媒体的宣传，是中国印刷总公司的经济师出面做的解读。
事实上，国家为了推进民族制造业的发展，对国内企业选择购买国内生产的设备也有政策上的支持，每年拿出一定额度的资金，根据全年企业的申报情况，按比例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这一政策为业内人士了解，也还是有赖印刷媒体的宣传。
企业对变化中的政策知之不多，固然有自身重视不够的问题。特别是应对金融风暴，国家出台的政策更具含金量，如果能有更为简单清晰的渠道让所有相关对象都得到了解又岂不更好！
其三、希望政策更具可操作性
国家为了支持产品出口、为了支持企业到他国发展，都制定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总感觉手续烦琐、旷日持久。他们希望这些旨在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在落实中可以进一步提高它们的可操作性。
有一家以外贸为主的簿册制造企业就反映：相关机关对出口产品征税非常及时，但出口退税就时日久远，而且在退税金额上总存在企业与机关计算到不到同一口径的问题。对国内企业携带设备到海外开厂，国家也给予政策支持，但企业要拿到这块经济支持不仅手续烦杂，而且旷日持久。他们戏称：为提供有关资料，几乎用坏了一台复印机。为此，他们有理由诘问：以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机构理应按规章主动给予办理的事，为什么非得企业踏破铁鞋才能办好呢？
必须知道，资金的运用是存在成本的，而且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一般都相当紧张，他们希望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我们的国家机关如能按规定帮助企业及时清算退税，对企业的工作就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他们甚至援引越南政府对待出口产品的税收政策是“不征不退”为例，提出我们国家是否也能把政策规定的退税份额在征收税金时直接加以抵扣，这既减少了企业事后的大量工作，又大大加速了资金的流动。
其四、希望政府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把好事办好
制定出好的政策当然事关国计民生，但如若这些政策不能落实到位的话，就依然是纸上谈兵，是水中明月，对企业来说，无补于事。
比如前文谈到的财政部下达的印刷企业代料印刷享受税率的落实问题。毫无疑问，这条政策对困难中的印刷企业是莫大的支持，但从发文至今已经三年，何时才能落到实处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数个文件都出现这种情况，有关机构都以制定了政策性文件就算完事，那受到挑战的必定是政策的执行力，政府的公信力。
再比如，步入市场经济后，我们一直强调“以法治国”，呼吁要营造有利于企业良性发展的经营环境，要加大商业诚信建设。时至今日，相当一段时间过去了，轰轰烈烈的诚信宣誓、颁牌也搞过了，但诚信经营环境建设的问题依然是重要课题，赖账、逃债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司法白条”、执行难的问题仍然如故。这些问题如果总得不到解决，金融风暴下的印刷企业，因为其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日子显然将更为难过。
其五、政府应该重视编制出准确性高的统计数据，以此指导宏观工作
统计数据是指定政策的重要依据，正确的数据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恰如其分地评价我们的工作，反之，模糊的数据也会误导人们，或盲目自大，或消极悲观。就印刷而言，迄今为止，宏观的统计数据依然让人心中生疑。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在于统计口径上的前后不一。
以2007年的印刷工业产值为例，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给出的数据是4400亿人民币，而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给出的数据是4962.63亿，两者间的差额竟然有500多亿之巨。同样，按照《印刷经理人》2008年印刷百强排行榜给出的数据，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税金占利税总额中的比重差异巨大，真相又是否确实如此呢？
我们知道，因为互联网和数字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正处于工艺变革的重要阶段，近几年上升迅猛的中国印刷工业下一步应该怎样走？怎样去应对数字时代的到来？在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否顺势做一些调整。要做好这些课题首当其冲的是对宏观形势的研判，也乞求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让数据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是我们印刷人的愿望，这既是为了统计分析的需要，更是为了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避免病急乱投医，避免不顾现情的盲目投资。对政府部门来说，准确的统计数据更是指导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有谁担当起这份责任，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座谈会上，反映出企业期盼政府支持的呼声还很多，但无论如何企业的发展关键还得靠自己，要练好内功，内因是基础，外因只是条件。我们期待着政府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支持，我们更在意自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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