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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几年，一位颇具声望的上海出版人说过：出版社与印刷厂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应该相互支持，同甘共苦。
事实也该如此，出版社是书刊印刷厂的基本客户，缺少了出版社的支持，书刊厂就缺少了一块稳定业务。反之亦然，没有印刷厂把出版社的创意制作成精美的产品，读者的阅读方法就会大受限制。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鼻祖，无论是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都建有自己的印刷厂，编印发一体的模式有着其独到的优势，以至，近几年大张旗鼓进行的出版体制改革，依然有些省份按此模式进行重组。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出版社企业化改革后，与印刷厂两相游离的趋势在加剧。上游企业出于眼前的利益，抓住印刷产能大于市场需求这一时机，一味地向下游企业转嫁成本，发印工价越来越低。据2008年全国书刊印刷企业的汇总反映：15%的企业出现亏损，员工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工厂无力开展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人才留厂更是难上加难，……。长此以往，提升出版物质量将会成为空话。因为，没有一家印刷厂会认同它存在于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仅仅是为了“陪太子读书”。
以印刷厂的眼光看，长期存在于出版社与印刷厂之间的下列不平等局面应该得到纠正。
出版社在印刷厂存纸从不支付仓储费、进出仓铲运费。
出版社来料加工这一做法本身就有悖于国外印刷厂常见的代料方式，存在着诸多对出版社来说的弊端，如需要大量资金的垫付、需要有专人管理。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就是因为出版社在意纸张进出存在的四个百分点增值税差，导致财政部为缓解印刷厂困难而许可工厂代料按13%增收增值税的政策在实际运行中迟迟得不到落实。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站在印刷厂的立场看，每年用在支付仓储与进出仓铲运的费用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这几年市场上的仓储费与油费都在涨价。如若出版社能向印刷厂支付仓储和进出仓费，乃至是用一个优惠的价格向印刷厂支付一定的费用，印刷厂的日子都会比今天好过一点。
在仓储问题上，如果印刷厂自己有场地提供给出版社存纸到也是一回事，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大城市的印刷厂生产场地本身就紧张，自身周转都感到困难，为了多得到一块印刷业务，替出版社存纸就不得不向他人租仓。这笔明明应该由出版社支付的费用又凭什么转由印刷厂来承担？何况，不少纸张存放工厂还仅是为了出版社的周转，一段时间以后，伴随着施工单的开具又要求工厂帮助调拨到相关单位。印刷厂岂非是为别人的事烧自己的钱。更有甚者，在印刷厂的存纸万一出现损耗，工厂还得向不支付存纸费用的出版社提供责任赔偿。天底下又那有这种权力与义务不相对称的买卖？
一言以蔽之，是印刷产能大于印刷需求的现状、是同行间的过度竞争迫使着印刷厂就范，无奈地承受着打碎牙齿往肚里咽的悲凉局面。
出版社要求印刷厂增加服务也从不支付相应费用或仅仅是象征性地支付费用。
印刷厂的成书包装一直是使用牛皮纸加贴头，考虑到教材发行过程中的转发环节众多，这几年来，出版社要求在牛皮纸外再用塑料绳十字捆扎，后来又嫌不够牢固，进一步要求做井字捆扎。客户的要求印刷厂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予满足，但由此增加的辅料与人工成本出版社却不予支付。换句话说：事情是要做的，钱是不付的。在教材的配套服务上（如课本加练习本或课本加磁带、光盘）也是这样，工厂投入大量的人力，出版社也仅是象征性地支付费用，以至得倒贴开支。其实，客户的每一项要求都牵涉到生产成本，出版社有要求但不支付费用，印刷厂显然难以长期承受。
出版社与印刷厂的发展历程证明：社厂之间愉快合作，共同应对困难，彼此的发展就快。反之，以邻为壑，总想着占对方的便宜，必定伤害双方间的感情，最终也会影响自身的长远发展。
应该承认，面对互联网的汹涌发展之势，面对出版数字化变革，面对出版社的企业化改革，面对图书销售近十年来的平缓态势，出版社自身也有着一连串难念的经，但无论如何，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手足之情体现在兄弟间最需要相互帮衬的时候。待到印刷厂根据市场调整好产品定位，再来协调社厂两者间的关系，似乎就显得慢了一点。
金融危机的来袭，要求社会各界“抱团过冬”，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帮助企业应对困难。政策对那些依靠投资直接拉动的行业（比如上规模的铁路建设带动钢铁业复苏）可谓立竿见影，但对出版、印刷这类为他人提供精神食粮和加工服务的行业来说，危机的缓解就会来得稍慢一点。这个时候，出版社与书刊印刷厂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期待着出版社与印刷厂之间的相互理解，发扬传统，加强合作，继续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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