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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三十年来，中国坚持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印刷业的发展同样如此。按照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印刷工业产值从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的47.97亿人民币一跃上升至2008年的1750亿，30年时间足足增长了99倍（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口径，2007年的印刷工业产值即已达到4986.05亿①，占当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246619亿的2.02%），印刷工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上海印刷工业的产值则从可以找到数据的1988年的35亿②（1998年为97.44亿、员工109621人）增长至2008年的468.24亿。印刷行业的从业人员从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时的3.16万人③（2892家企业）增加到14.61万人（2008年注册印刷企业数为5143家，参加统计的企业数为4437家），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244家，占上海地区印刷企业总数的5.5%④。
抚今追昔，是为了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展望未来，是为了清楚地了解印刷业的发展方向，顺势而上，继续大踏步前进。
三十年改革开放 上海书刊印刷业脱胎换骨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上海出版业的地位显赫。“公元1897年 商务印刷馆创设于上海”、“公元1912年 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都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彩一笔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为此，上海也有着中国出版业半壁江山的美誉。陪伴着出版业成长的上海出版印刷业也理所当然地有着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细细审视上海出版印刷业的近三十年，比较显著的变化至少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书刊印刷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巨大
三十年前，专业书刊印刷企业最明显的特点是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这些企业要么属国家所有，要么属集体所有，那是经过建国初期公私合营改造的结果。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华大地还难以见到民营印刷企业主的身影，当然更见不到国外投资印刷企业的身影。
按曾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振康同志的回忆⑤，改革开放初期的书刊印刷业状态是这样的：“80年代初的上海书刊印刷业处于克服‘文革’十年浩劫而造成的‘书荒’和出版事业出现繁荣的起步阶段。当时的书刊印刷业，工艺技术装备相当落后，文字排版以铅排和手动照排为主，书刊印刷以低速的铅印米力机、单张纸和卷筒纸铅印轮转机为主，彩色制版以照相分色为主，胶印以低速的单双色机为主，装订的手工操作和单机自动占了很大比重，近20家企业的固定资产不足1亿元。一般图书的印制周期长达300余天，印刷任务要在工厂里排长队，印刷生产能力不足，印刷周期长与出版业的需求产生很大的矛盾，书刊印刷业成为繁荣出版事业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口。这一情况同样在北京和其他省市存在，有的甚至比上海更严重。”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局面，使得当时的书刊印刷企业日子过得比较悠闲。
三十年过去后的今天，国家的相关法规依然要求国内从事书刊印刷的企业必须由中方控股，这些企业在其政府核准颁发的营业执照上要明示许可承印书刊。但经过数年的运作，上海的书刊印刷企业整体上已经呈现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国企、上市公司、民企、合资乃至外资独资的印刷企业一应俱全、五彩纷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不妨碍他们寻找到合适的运作方式，合理规避有些限制。
你不允许外资控股吗？我让已经在内地运作的旗下企业参股，走“曲线救国”的道路，掌控着企业的实际支配权；或者，我给你中方干股，表面上是你控股，实际上我把控着企业的经营权；或者，找一个合作伙伴，我来组织生产，由你对外开票。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加之书刊印刷企业数量的膨胀、生产能力的高速发展，加剧了企业相互间的竞争，他们比拼的不仅是设备，而且比管理，比产品质量，比成本，比占有的人力资源，比劳动生产效率，……。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间的比较，鞭策着企业学习先进，改进管理，追求进步，否则就难以找到自己企业的安身立命之地。
第二、书刊印刷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伴随着书刊印刷设备的不断升级，企业的装备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投资规模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大。根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规定，印刷企业的投资规模不得小于50万人民币。事实上，2008年上海地区4437家印刷企业拥有的总资产达到531.03亿，平均每家企业的资产拥有量达到1196.82万人民币，比2007年度的平均959万元提高237.82万，由此可见资产规模变化速度之快。当然，这也与2007年下半年起出现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导致上海有706家小型印刷企业未能通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持的年度核验有关。
记得2000年，有着92年历史的上海中华印刷公司进一步改制，因为率先引进了用于商业印刷的、时速达4万对开张的热固型轮转印刷机，再加上7台对开平张纸印刷机及相应的印前制作和印后加工设备，注册资本金从以前的4千万提高到1.2亿人民币，这个规模在当时的印刷企业中称得上是佼佼者，与陈振康副局长在上文中所说的改革开放前“近20家（书刊印刷）企业的固定资产不足1亿元”的情况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跨进二十一世纪以后仅仅又过了几年，投资规模上亿、乃至数亿的印刷厂在国内已经起来相当一批，其中也不乏书刊印刷厂。
以上海为例，企业内持有数台、每台价值都要达到数千万的商业轮转印刷机的书刊及商业印刷厂，屈指可数的就有当纳利公司（中美合资）、中华商务上海公司（香港独资）、利丰雅高上海公司（中日合资）。除外，台资的秋雨上海公司、日资的西口上海公司也都有相当规模。从单体来看，当下国内最大的专业书刊印刷厂——上海中华印刷公司经过2005年的新一轮注资，工厂的注册资本金已经达到3.5亿人民币，地处青浦的生产工厂占地187亩、厂房面积9.5万平方米。
产能的急速扩张，使得书刊印刷企业步入了微利时代，向规模要利润与向特色要利润渐渐成为印刷企业维持生存的一种共识。因为规模大、生产效率高，成本相对就比较低，市场竞争能力与抗风险能力相对就强。或者，你所在的企业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产品，也能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获得相应的利润。正是有鉴于此，印刷企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三、书刊印刷企业的生产设备得到升级换代
社会变化的加速促进了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印刷自然也被要求缩短生产周期。是市场的需求推动着企业加快设备的更新改造。因为，与市场需要相匹配的设备才是赢得市场的基础，是企业能够生存与获利的先决条件。
三十年前的书刊印刷企业，沿袭着传统的铅字排版，不仅有毒有害，而且，工艺繁琐，占用场地大。在印刷生产中，国产的08印刷机、米力机唱着主角，效率低、出书周期长。不少装订工厂折页全靠外来妹手工操作，骑订几乎以脚踏架为主。
为了扭转印刷拖累出版业发展的状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6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印刷事业，……比我国整个经济发展也落后得多，十分不利。我们必须在今后若干年内，有计划地对印刷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北京市，要对所属的书刊印刷厂进行技术改造。上海等地也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书刊印刷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文件的指导下，国务院有关部委联合成立了“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由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范慕韩同志任组长。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大协会”）一起，先后制定了“自动照排、电子分色、高速胶印、装订联动”和“印前数字网络化、印刷多色高效化、印后多样自动化、器材高质系列化”两个十分切合印刷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意见。
我国的印刷工业正是经过从那以来的坚持不懈的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时至今日，印刷企业使用的设备与以往相比已经大相径庭。印前全面进入电子时代，“光与电”完全取代了“铅与火”，不仅生产场地大大压缩，而且一改传统变得整齐明亮；替代传统晒版的CTP近几年快步进入书刊印刷企业；以进口为主的多色胶印机在生产中担当主角；跨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高速商用轮转印刷机进入生产企业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印后设备则进入了自动化、高速化，无线胶装设备在大型书刊印刷企业的持有量越来越高，骑订线普遍应用于生产。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彩色印刷厂，用于生产的可能也是二手的德国产多色印刷机。相关政府部门则明确要求：专业的装订生产厂不得没有折页机。
设备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产能。以上海中华印刷公司为例，1984年，在册员工1804人。进行公司制改革前的1997年，依然有1千余人，可彩色印刷的年产量仅40多万对开色令。经过技术改造以后，2004年，员工数不到四百，产量却是1997年的5倍多，先进设备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四、书刊印刷企业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三十年前，书刊印刷企业因为设备与规模的因素，导致出书周期漫长。在出书如此艰难的时分，提高图书质量自然也就成了第二位的工作。加之，国内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模式，让企业缺乏危机感、缺乏客户至上的基本理念。
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后，企业间的竞争逐渐加剧，引进设备的层次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十来年前，大量内地出版的图书，因为质量要求较高，南流到珠三角地区印刷，“北书南印”的局面，刺激着内地的书刊印刷企业向南方的印刷企业看齐，在质量管理上苦下功夫。
与此同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印刷企业着手委托专业机构做ISO9000的第三方认证，以健全的制度、更加重视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把控、人人皆应参与质量管理等先进的理念来统一员工对产品质量的认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组织的产品质量评比也刺激着各省市的书刊印刷企业在提升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因为，每家企业的产品质量关乎到所在省在全国同行中的排位。
可以说，设备的改造、市场意识的提高，ISO9000的普遍推行，是印刷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法宝。当然，企业充分意识到没有质量就不可能生存于市场是其中的根本。
书刊印刷质量的普遍提高，不仅有效解决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北书南印”问题，而且伴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香港印刷企业搬迁至内地组织生产，带动了国内企业走出国门，进军国际市场。发生这样的变化，在三十年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能够发生这一变化的关键，无疑也是因为我国印刷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第五、书刊印刷企业的产品步入国际市场
印刷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说到底，主要是书刊。因为，只有书刊印刷，客户才可能提供一定的生产周期，同时也避免了包装产品发海外印刷不可避免会发生的往返运输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书刊印刷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加之比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依旧存在着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这就为中国的书刊印刷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可能。
据大协会统计，2004年，我国承印的海外订单是220亿人民币；2005年达到290亿；2006年达到360亿；2007年达到415亿；2008年达到450亿，保持着一股上涨的势头。我国承接的海外印刷量从2004年占当年全国印刷总量的7.8%（2810亿）到2008年已经达到9.47%（4750亿）。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统计的数据同样反映出上海承接海外印刷业务也在与时俱进。2006年是21亿人民币（全市印刷总量347亿），2007年已经达到35.93亿（印刷总量为398亿），2008年更增至39.7亿（印刷总量为468亿）,占到当年全市印刷总量的8.5%。
中国承接海外印刷订单的逐年递增，也提升了亚洲地区印刷总量在世界印刷总量中的比重。
第六、书刊印刷企业的员工队伍结构改变、素质提高
计划经济年代的印刷企业员工，几乎清一色的是具有城市户籍的无固定期职工，如非组织调动，他们极有可能一辈子工作在同一岗位上。
市场经济使印刷企业的员工队伍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农村来城市工作的外来员工不断增多；员工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就业对象的学历相应提高；……。员工队伍构成的变化，既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供了空间，也为企业带来了活力。
面对书刊印刷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为了提增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不少书刊印刷企业不仅注重设备的技术改造，以先进的设备来保证产品质量，而且乐意在员工队伍的培养上下本钱，以提高员工的操作技能。
同样以上海中华印刷公司为例，1998年完成公司制改革时，仅有技师3人。2000年，公司针对大规模技改后亟需提升员工队伍素质的状况，把年度工作主题定为“培训年”，自那以后，坚持把每年按工资总额1.5%提取的教育经费用在职工身上，组织技术工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到2007年公司从市区搬迁至青浦新基地前夕，186名技术工人中，有高级技师及技师17人，高级工66人，高级工以上的技工占技工队伍总数的44.6 %，大大高于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的到2010年末达到25%的要求。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2008年上海市印刷行业技工队伍状况的统计也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技工队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截止去年年末，在全市36388个印刷技术岗位上，有技师及高级技师1974名、高级工4258名、中级工9968名，三者的总和占到技工队伍总人数的44.5%。
俗话说，一斑可窥全豹。就具体的印刷企业而言，在技工等级的比重上可能还有高低，但充分认识到技术骨干在生产中的作用、注重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却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近五年来，上海市印刷协会和大协会数次组织技术工人的操作比赛，也对推进技工加强学习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肯定这层积极变化的同时，值得指出的问题还有两点：那就是伴随着外来员工比重的增加，队伍的相对稳定性降低，这对企业甘愿投入资金、培养员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客观地说，技工学校提升了毕业学生的技术等级，但这些学生进入单位以后，在实际动手能力上与相应等级的技术要求比依然存在差距，还难当重任。换一句话说，对技工队伍等级的追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对质的追求，这个质不仅是指员工应该具有货真价实的技术能力，更重要的是指作为一名员工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客户服务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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