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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文化产业是国内当前的一项大事，为此，国家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图书出版是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负有传播信息、传承文明的使命。国家要求：所有的出版单位在年内完成从原有事业性质向企业性质的转变，去接受市场的洗礼与考验。面对眼下严峻的图书销售市场，上游的出版单位应该如何面对？携手高速发展中的互联网技术，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结合的道路；携手印刷业、发行业等传统合作伙伴，共谋出版业的新一轮辉煌既是必然，也是必须。
一、编辑、印刷、发行是一条产业链上的伙伴，历史上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走的就是编印发一体化的道路
上海是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祥地。在这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巨大的当推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的中华书局。夏瑞芳和陆费逵等创始人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以“昌明教育”、“培养共和国国民”为己任，开办这两家集出版、印刷、发行功能于一体的民族企业，开创了我国民族出版、印刷业的新纪元。正因为此，在2000年建设的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镌刻着记录这两家企业创立的条目。换一句话说，在图书供应这条产业链上，出版与印刷、发行本来就是一家，只有实现了图书的销售，才会有出版社的利润，也才会有印刷厂的繁荣兴旺。
建国以后，属于国有事业性质的出版社和国有企业性质的印刷厂共同在新闻出版局的领导下，围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唇齿相依、协力发展。在那漫漫40余年的时间里，既有物资相对匮乏，印刷满足不了出版需求的时期，也有书刊印刷产能过剩，需要出版社给予业务流向支持的时期。《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一大批优秀图书诞生于那个时代。
伴随着改革的深化、伴随着政企分开，原本属于图书生产同一产业链上的编、印、发三家出现了不同的变化，有依旧共处于一个出版集团（或称为传媒集团），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如江苏的凤凰出版集团）；也有失去了相互间的产权纽带，印刷、发行企业不得不独自闯荡于市场的（如上海三分为出版集团、印刷集团与以发行为主业的新华传媒集团）。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产权关系怎样变化，一方面是编、印、发三者都面临着严峻的市场考验，另一方面，他们又依然是同一产业链上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三家。他们应该面对市场的变化思索自己企业的发展方向。
二、编辑、印刷、发行都面临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编印发三者是处于图书生产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那40年前的10月29日、互联网在人世间的正式应用，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却是完全一致的。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他们可以依旧借助于以纸为媒介的图书去了解信息、获取知识，他们也可以借助于电脑，直接从互联网上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于是乎，图书市场受到了挑战。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财务司2009年7月21日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末，我国图书的库存量经过连续十多年的增加，已经高达51.08亿册、价值672.45亿人民币。与此同时，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我国的网民数以年均45%的速度向上递增，截止2008年2月，网民数已经达到2.21亿，普及率超过16%，名副其实地成为互联网上的“第一人口大国”。还有，不需店面的网上书店以更低的营销成本、更大的折扣、更便利的服务在同传统书店争夺读者。毫无疑问，这一切是人类的进步，但也是对传统出版业所涉及的出版、印刷、发行三者的挑战。
当然，急功近利的心态也是影响国民树立良好阅读习惯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面对挑战，最简单的方法是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转嫁成本，让别人去背包袱，自己则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现时的不少出版机构确实也是这样在做，他们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好的产品，为自己企业带来最大的利润。但是，香港著名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告诉我们：“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的决战。在产业链中，‘制造’环节的价格最低。”这番话既告诉了我们印刷厂举步维艰的原因，因为它处于供应链的最低端，属于“‘制造’环节”，在印刷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印刷工价持续下滑、印刷行业处于微利状态最必然不过。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处于图书出版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印发三者应该合力参与这场“全新的产业链的决战”，而不是以邻为壑、落井下石。从长远看，印刷的低工价必定导致企业缺乏自我更新改造能力，很难持续地为出版社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恶性竞争的最后结果，不可避免的是部分难以为继的企业走向破产，最终导致印刷工价的自然回归，只不过这一切是依靠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在被动地改变供求关系，而不是依靠相互间的理解与和衷共济。
坦率地说，即便是像今天这样处于上游的出版社向下游的印刷厂转移成本，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也已经有相当一批日子过得并不怎样，他们尚未适应这一变化中的市场，同样在不平坦的路上苦苦挣扎。
三、合作互惠依然应该是图书出版产业链中编印发三者间的主旋律
让工作顺应市场的变化是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编印发三者应该像历史上一样携起手来，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
出版社是“内容供应商”，这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同志在对美国的数字出版市场做了充分考察后得出的清晰定位。既然是内容供应商，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尽最大可能地根据市场需要，做好出版物内容的策划，应该凭借选题赚钱，而不是把赚钱的重心放在向印刷厂压价上。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何承伟同志策划、出版的《话说中国》丛书，就是凭借他对图书市场的把握，用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方法向世人介绍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结果自然是读者多多，效益可观。如果出版社仅靠向印刷厂压工价，是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多高效益的。反之，因为图书的发行量大，印刷厂从加工中也获得了相应的利润，得到了一荣俱荣的最佳结果。
对待数字出版，陈总裁也有着颇为精辟的认识。他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的快速普及，并不是简单地宣告印刷时代的终结、数字时代的开启，而是伴随着一个相当长的纸质与电子、印刷与数字共生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期是一道产业转身的‘斜坡’，我们无法准确地预言斜坡有多长，斜坡有多斜。”他又说：“中美两国在数字出版方面的差距，首先表现在信念与信心上，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美国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战略投入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刚性与坚定。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在数字化进程中均取得了明显进展，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到出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进而极大提高了管理的水平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不仅如此，他们在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中均迈出了初步步伐。相比之下，我们在进入数字出版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犹豫，很少有企业愿意为之投入哪怕不多的资金，其结果是数字化的基础工作都没有很好地开展，更谈不上开发数字产品、进军数字出版市场了。尽快完成出版数字化的基础性工作，恐怕是中国出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对待飞速发展中的数字出版，我们的很多同志在认识上准备得还很不充分，迄今停留在把现有图书做数字化处理的阶段，远未认识到出版社作为内容供应商与网络联手的重要性。另外，他也指出，我们不必惊慌，“纸质与电子、印刷与数字”还将共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既如此，承担着文字与图像还原重任的印刷企业就应该在数字印刷的发展上多做些工作，不应该要求出版社既做内容供应商，又充当图文还原者的角色。社会毕竟有着分工，寄希望于包打天下，最终肯定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为此，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编印发三环节，既应该围绕着数字化出版这样一个即将发生与不断壮大的新型业态做关联准备，争取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也应该反思前一阶段的工作，多从编印发三者合作共赢的角度考虑事业的发展，少做乃至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因为印刷企业需要取得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此保持自身的发展后劲，以此改善职工的生活。只有供应链的成功才有供应链所在各环节的成功。
四、印刷企业期待政府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生存于社会的企业当然要凭借自己在市场上的打拼，但政策的扶持对行业的发展作用巨大。为了支持出版业的改制，政府提供了数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实打实的政策支持。面对去年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为了扶持印刷业的发展，政府也制定了降低进口设备关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相关政策。但是，从印刷企业的角度看，他们希望政策扶持的力度再大些。印刷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去库存化”，把书刊印刷企业作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采取切实有力措施，鼓励具备条件的印刷企业大胆地走出去，走出一条争夺海外印刷市场的新路；是深入基层，悉心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决不搞浮光掠影式的调研，结果听到的只是“莺歌燕舞”，拿个别出彩的“点”替代了急待扶持的“面”。
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有着颇为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期待着编印发产业链的联手，争取迎来更为光彩夺目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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