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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教授演讲词的启示与联想

时间:2009-04-20 11:14:57来源:科印传媒《印刷经理人》作者:车茂丰

  在2008年11月的《印刷经理人》上,读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春花女士在“2008全国印刷经理人年会”上的演讲词,深有感触,故也借《印刷经理人》的宝贵篇幅,谈些个人联想,与大家交流,并请指正。
  首先,陈教授在开场白中就提到,她应出版界朋友之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认真地写了一本回顾中国企业30年成长路程的书,但最后却感到,探讨未来30年我们应依什么样的方向与目标去发展,倒是更重要的。她的演讲就顺着这样的指导思想,顺流而下,吸引着我。
  对于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就能撬动世界这一奇迹,她简单扼要地归结为:中国在30年中经历了世界300年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走过的4个阶段—工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及国际化,并对在座的企业家代表们提出“衡量一下自己的企业”。如果只会把产品生产出来,并卖到市场上去,那只是进入了工业化与市场化的阶段,但如果还未能依据产业发展在某个产业环节寻找到本企业的价值,那还不能称已经迈过了产业化的阶段,这点的确还是值得我们不少企业思考的问题。她接着点到,就如东莞,进行双转移也好,进行产业升级也好,关键是产业价值能否释放。当一个企业把自己的加工产值做大的时候,它仍旧只是一个强大的加工企业而已,而只有当很多企业携手把产业化工作做好,就如在这次年会中所关注到的,从印刷技术、工艺、设备,到原材料的开发,到附加值的提升,到印刷标准,到设计,所有环节的每一种价值都得到释放,产业价值才会最大化。
  在这里,陈教授就向我们提醒了一种被忽视的理念:企业价值与产业价值是双层概念。只有当产业价值最大化时,企业价值才会扩大化。在我们印刷行业中,谈论到企业价值的情况甚多,对产业价值的问题不仅注意不够,甚至还缺乏完整的认识。陈教授也指出:我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产业化阶段,但很多企业并未跟上,而到2004年开始进入国际化阶段,很多企业仍未跟上。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发展的第三、第四阶段,可惜不少企业未能同步跟上,这就是除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因素外,一些未能同步跟上的企业必感受到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接着,陈教授又指出在过往的30年中,中国取得很大成功,是利用了四个杠杆,即学习换机遇、成本换市场、创新换认同、速度换资本。但是,如果今后仍以这四种杠杆去推动企业发展已不足够了。陈教授还阐述了相关的一些理由,如,论学习能力,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学习能力跟中国企业向跨国企业学习的能力现在已经不相上下;论成本,最近5年中,成本已经不适用“最低”的概念来谈,而是须用“合理”的概念来谈。我们迄今用低成本的方式换来了市场,也已经引来了不少内外矛盾,接下来就应该用合理成本的概念去做调整,尤其是在创新和速度方面,更需要做必要的调整。
  总之,今后不能仅仅想着自己的企业有多大规模,有多少盈利。而应该想这个产业对社会、对市场、对顾客所贡献的价值有多大,这才是产业能存活并发展下去的根本,也就是说每个企业争取盈利和规模仅仅是初步,只有争取成为价值型企业才是持久的根本。而价值型企业基本上要保证做到两点:①跟环境保持一致;②具备内在基础和能力来推动自我成长。她接着指出,每个企业一定要回答三个问题:战略如何选择,如何去实现战略,在文化方面做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一个企业能否有效有序地发展,就取决于企业在这三个问题上是否非常清晰,即战略逻辑是否清晰,实现战略的能力是否完善,价值判断是否很符合企业的发展要求。她还附上一张研究模式的图表(见右图)供大家参考。

  以下,陈教授对战略的选择,以及价值实现等问题做了重点讨论,我觉得她的论述很有道理,也富有启发性,很值得企业家去认真思考,我就不跟着她的思路去重复引申了。结合她的论述,把自己的联想透露一点,如有误导,还请大家,特别是请陈教授指正,这只怪我这学生愚钝,把教授的正确指导领会错了,文责自负,抱歉得很。

  根据陈教授的论述,我联想到数字化印刷业的发展问题。尽管数字化印刷业的起步在国内也有十几年了,但至今仍磕磕碰碰,不很顺利。看到政府公布的数字化产业统计数字,收入已经上数亿元的台阶,但是细看一下,大多还是来自数字化多媒体方面,如动漫创意与复制,或者影视与手机等其他方面,而真正来自数字化印刷业的产值,估计十分之一还不到。如论数字化印刷企业,数得上的全国可能也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但就产业而言,整体上仍未成气候。这点我就联想到陈教授的提醒,企业与产业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但毕竟是两个层次的概念,个别数字化印刷企业会因个别企业家的精心策划与呵护,得到成功与发展,如在上海同济大学周围,以建筑设计图表与建筑物彩色样书的广告册或投标书为重点服务对象的数字化印刷企业风起云涌,基本上已经形成企业街的成功模式,也是有关数字化印刷企业攫取第一桶金的发源地。但同样的产业发展在其他区域却还是很少见,说明数字化产业的价值定位与服务目标以及战略方针在其领导层与决策层那里还并未清晰、明确。如果仍是目前的以零散文件复印、数字摄影的复印为主要市场目标,而不能向与出版印书业互补的方向发展,那么数字化印刷产业恐怕难以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产业,这就是目前数字化印刷产业所处的尴尬局面。而对数字化印刷企业的发展我们也多是议论的多,出谋献策的少。
  这种想法就是受陈教授的讲演启发而联想到的。我倒是向来认为,并不是要数字化印刷完全去取代传统的出版印刷,但是应利用数字化印刷的短版、快捷、可分散性、可变数据性,以及个性化等特点与传统印刷进行互补,并与数据库、网络传播等新技术结合起来,发挥出其产业的新特点与优越性,那么才能呈现出数字化印刷产业的优越性。而目前出版界方面,在会议上或者口头上大多表示认同或者赞许的态度,可是在具体场合却又多会以数字化印刷品价格超过传统印刷品为理由对数字化印刷进行婉辞。我并不否认这样的理由目前确有依据,但如仔细分析,也只是在彩色复印或一定数量的界限内有此种情况。
  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数字化印刷业座谈会上,我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甲家生产100套,每套售价10000元,乙家生产200套,每套售价8000元。按照预定,如均全额售出,当然是乙家的收入要比甲家高出60万元,但事实上,销售量却受市场需求的限制,甲家100套全部售出,回收100万,乙家仅售出120套,回收96万,而多余的80套,积压仓库,最终被报销处理。从这样的结果来看,生产量大且价格便宜,并不一定得益,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我举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也是针对目前出版业仅听单价,在发行征订时,不顾以数字化印刷的办法先出少量样书试销,了解各地实际需要印刷时再正式订印,结果往往是造成印量过剩,书店又无理由退书,怎会不造成书库积压值成百亿地上升。况且就出版社来说,新书的发行量越大,即使积压,在账面上的库存积压值越高,也仍然是一种账上的产值,哪位社长又会故意在自己的任上下令去处理库存减值或销值?于是因循拖延,库存积压年年攀高,又有何怪?真不知道这次按中央部署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出版界人士对这样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做法是否有所议及,真不敢妄加评论。
  总之,我坚信,如果出版业真愿意采取数字化印书的办法,先出少量样书供试销及正式征订,那么数字化印样书的代价绝不会成为出版社的累赘,反而会从资源的节约中获得回报。另外,如运用数字化印刷工艺进行缺书补版,或发送数据由各地自行按需分印等,既可减省运书费,又可避免积压与过时的报废与浪费。只要出版界能真正重视起来,合理寻求数字化印刷的特点、优点与传统印刷互补,那么数字化印刷逐步向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还是有相当大可能性的。不过陈教授点列的,发展价值型产业应做的方方面面,也有待大家联起手来,分工合作,包括耗材的低价化与国产化,打破设备与耗材供应商的垄断与控制,还有一系列的标准化与技能培训等等。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不过,对于数字化印刷向出版印刷方向发展,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无论传统印刷或数字化印刷,如要发挥“内容”的多次可重复利用的价值或者作用,那么就离不开“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这对数字化技术来说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目前出版社每年千辛万苦地编辑出版新书上百成千种,但大多数还未被读者们很好享受或者利用,如果就此一出了事而未能进行再版,或修改补充后出新版本,那么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让人感到可惜,也是对作者和编者的一种不尊重。只有出版社建起数据库,并进行一定的分类、管理,创建调阅索引办法,那就能避免留下遗憾,还可为社会提供更广泛的应用面,如提供网上查阅、专业咨询、按需印刷等,也可供编辑人员在出新书时参考。目前,有的出版社已经开始有实际举措,今后,一定能显示出更大的效果与作用。

  数字化印刷目前在商业票据、电讯账单、交通卡、出租车发票等方面均已找到清晰的市场定位与价值定位,其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已获得市场的认同,使数字化印刷业日益成为让传统服务业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型或升级的重要助手或伙伴。不过,我们对于国际上个性化发展的品种,如直邮印刷及Transpromo等的具体做法与发展的了解还仅是初步,愿业内人士做深入的观察、思考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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