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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宝良事件想到的

时间:2005-12-27 10:41:10来源:科印传媒《印刷经理人》作者:王丽杰

  几个月前,在北京,一个叫杜宝良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成为了媒体的明星,
  这个每日清晨为菜市场送菜的员工,在同一个地点因闯禁行线被电子警察记录105次,罚款10500元。在交警队,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杜宝良面对巨额罚单瞠目结舌。
  同样哗然的还有公众,既而引发了一场如何执法与监督的大讨论。没有人会为杜宝良的违章鸣不平,但很多人却对交警执行法规的出发点产生了疑问。如果执法机关的监督不是首重教育和预防,却把出发作为实施法律的常态,那么,执法的结果恐怕仅仅是让执法机关收获了经济利益,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甚至有人提出,当执法等于“处罚”时,法律只是被利用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之行。
  最近海关清查卷筒纸印刷机逃税事件,几乎席卷了整个业界。据悉,过百台设备,涉及近百家国有印刷企业将遭遇处罚命运。在这里,涉及技术层面的如何处理转速,如何考量技术规格等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关心的是,在这次事件之中,有没有“杜宝良式”的无奈。
  我们同样关心的是,如果国有印刷企业如杜宝良一样并不具有与执法机关对话的权利,那么,在法律设定之初和长期的执法过程中,其代言人是否有效地承担起了沟通和协调者的职能。
  如果把微利时代的印刷企业比做顽强生长的小草,那么,草地是否茂盛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园丁们是否能勤松土、浇水,为草地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但如果草地面临另一种命运。铺上一层水泥,又将怎样?
  铺上水泥当然不再长出小草,甚至会永久性地改变整个草地的生态。但对于印刷业,对于现今相当一部分国有印刷企业,上述清查事件无异于顷顶而下的水泥。
  有业内专家忧心忡忡,此次海关对印刷机进口的大清查,很可能会改变国有印刷企业的生存命运,甚至中国印刷产业的格局和发展步伐,也会因之一变。
  谈及此,让我们重新审视政府的执法出发点:基于完善法制社会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府如何兼顾产业进步与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又如何处理不断变化的技术与相关政策的匹配问题?
  杜宝良时间之后两个月,北京的每个司机都可以在家中收到违章通知单了。这就是法律的民主和进步。这不禁让人有所期待,在经历清查事件的中国印刷业,是否能收获更为清晰、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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