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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业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如今的中等发达的工业国，步入后工业化时期。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中国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后工业时期，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应对?许小年教授在2018浙商证券“凤凰行动”论坛上的演讲，或许可以带来如上问题的有益思考和解答。 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与工业化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工业化时期，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但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工业化基本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放慢，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再肩负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中国经济工业化程度这样的任务，而是从增量变成了替代存量。 后工业化时代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产能的普遍过剩。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已经变成了过剩经济。供应能力超过了社会需求，各行各业普遍如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引起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宏观政策失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不知道该如何运用，不能再像工业化时期在资本快速积累的情况下那样操作。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货币早就超发了，不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也不可能再像过去搞4万亿那样，再来刺激经济了。 第二是传统制造业，普遍经营困难。这个经营困难就是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企业应收账期在拖长，库存在增加，新的业务方向很难找到，市场上大家都在激烈地竞争现有需求订单。 创新的主体，在市场，在企业 这两个问题，是在后工业化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应对这些新的挑战，这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明确提出的是，创新的主体是市场、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创新能力是企业的一大挑战。政府现在需要配合企业，而不是替代企业，来促进企业的创新。这也是我们最近几年，谈供给侧的主要原因。供给侧这个提法也是正确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在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谁?是企业，不是政府。所有供给侧的政策应该围绕着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如何促进企业的创新来进行设计，而不是去替代企业来搞创新，创新永远来自于市场。真正的创新，来自于市场，来自于企业，这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何去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使得企业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更积极、更好地去进行创新。企业只有创新，才能够开拓出新的市场，才有新的发展机会。 最近中央推出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这个方向是正确的。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我们不要再用过去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今后的政策走向。后工业化时代，再加上长期追求过高的GDP增长，使中国经济内部的风险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化解风险的时候了。否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难以预测;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应对，也都说不清楚。 宏观层面上充满了变数，企业和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我在微观层面上，确实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使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具有一定信心的，是审慎乐观。
经济发展的三个希望所在 第一个是行业重组。行业重组为企业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中国的各个行业都过于分散，行业重组势在必行。如果谁能抓住行业重组的历史机会，就有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的金融机构，也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配合企业进行行业的重组。 中兴通讯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是中国企业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一定去做全产业链，但是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中国一定要想办法掌握，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现在芯片热，大家都在讲芯片。不是不知道芯片的重要性，而是我们的企业没有在这方面发力。今天的芯片数来数去，还是华为。如果哪一天美国真的对华为芯片禁售，华为不会像中兴这样立即瘫痪。 华为的芯片建设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每一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都应该认真地去学习华为的经验，为什么华为在企业弱小、销售额只有十几亿的时候，就可以拿出钱来投资芯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是理念上、观念上的差别，这不是实力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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