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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

时间:2019-02-11 09:01:00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陈金锋

  15世纪中期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将中世纪晚期以来以纸张的使用、手抄书的批量生产和书籍贸易为特征的欧洲“书籍革命”推向高潮,同时也开启了印刷媒介参与近代欧洲社会转型的序幕。在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印刷媒介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1476年,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将印刷术传入英格兰。接下来的三个多世纪,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与复辟等社会背景下,大量文学、宗教、教育、史地类印刷品以及新闻报刊的出版,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了英国民族认同。

  首先,英语类印刷品的生产和广泛传播使英语逐步摆脱中古时期的口语化和地方性,初具民族标准语的雏形,成为“国王的语言”“国家语言”。

  作为一种商品,印刷书从一开始就遵循严格的利润法则。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其生产者印刷商最先简化和规范了书写英语,将手稿编辑、校订为市场上流通的印刷本,从而避免了因拼写方法不同而导致的版本、内容差异。其次,印刷书在短时间内的大量生产和传播,使得书写英语迅速固定化,进而催生了阅读群体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最初“想象”恰恰是在他们中间发生的。最后,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的印刷业发展模式,以及印刷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单向流动性,使得英语的规范化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由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推动并不断走近大众的过程。

  英语的标准化是英国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一步。到18世纪,英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成为一种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纽带。大量英语印刷品的出版,使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持续高涨的民族情绪得以公开表达,进而增长了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大量用英语写成并印行的宗教类读物使英国国教的核心教义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广为传播,促成新教信仰共同体的产生。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自始至终充满了与“异己”的对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逐渐确立的新教信仰是英国区别于天主教法国、西班牙的最好标签,也是将不列颠各地区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印刷媒介诞生之初,都铎王室便通过任命王室印刷商、授予印刷特权等形式实现了对印刷媒介的掌控和利用。为将英国变为真正的新教国家,在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的几位大臣托马斯·塞西尔、托马斯·克伦威尔、托马斯·克兰默的推动下,一系列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强调内在信仰的宗教类读物相继出版。从样式来看,这类印刷品多为口袋书、册页,方便携带、传播;从出版数量来说,清教传教士威廉·珀金斯的布道词在1640年前出版过128版,远超同一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约90版)。英语《圣经》的阅读及在公共场合用英语进行的团体朗诵、吟唱、祈祷,促成了近代早期英国宗教共同体的形成。

  最后,史地、文学类著作及新闻报刊的出版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不列颠历史和现实的兴趣,拉近了不列颠各地区间的距离,塑造了共同的民族历史观和价值观。

  现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不列颠群岛为国家建构的空间基础,因此不列颠各地区间共同历史和价值观的塑造非常重要。不列颠(“Britannia”或“Britannus”)最初是罗马对生活在不列颠岛的原始居民的称呼,中世纪时期不列颠人四分五裂地分布于布列塔尼、坎布里亚、康沃尔、威尔士等地,相互隔绝。都铎王朝建立后,由于其祖先是威尔士血统,统治者有意借助印刷品重塑不列颠历史。英国学者威廉·哈里逊的《不列颠描述》(1577)、威廉·坎登的《不列颠尼亚志》(1586)、约翰·斯皮德的《大不列颠史》(1611)等大量编年史、地方志的出版唤起人们对古代不列颠历史、地理、风俗的兴趣,强化了“共同起源”的集体记忆。以历史事件为素材的诗歌、散文特别是历史剧在16世纪最后二十年也深受欢迎,如托马斯·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斯宾塞的《仙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这些作品中关于不列颠的神话起源被不断提及,都铎君主被塑造为亚瑟王的后代。经过都铎王权和精英阶层的重塑,不列颠人由中世纪时期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的代名词,向“英格兰人和‘凯尔特’各族”的共同称呼演变,不列颠由一个地理概念向政治文化共同体演变。

  除论著外,新闻报刊的出版使不列颠各地区能同时关注和感受重大事件,有助于共同价值观的形成。1640年革命的爆发,使英国的新闻报刊从“科兰特”到《日报》获得迅猛发展。1695年《特许经营法》废止后,英国成为欧洲的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印刷媒介的社会性更加突出。在17世纪,一个识字的苏格兰人可以轻易地获取到英文版的报纸,通过王权与议会的斗争、革命的进展、英荷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共享,印刷媒介促成了不列颠各地形成统一的心理归属感,这正是1707年英苏、1801年英爱政治合并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基础。

  综上所述,印刷媒介通过推动英语的标准化、促成新教信仰共同体的产生、塑造共同的民族历史观和价值观,在英国民族认同的建构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应置于长时段(15—18世纪)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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