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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找到并做回最真实的自己——作为商人能坚持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关键的洒脱和魅力，大概也正在于此。
正午时门被打开了，郑健笑咪咪地和记者打招呼。和大多数湖北老板比起来，他实在是太悠闲了：办公室猩红的地毯上，特意在靠近窗户的位置铺了一块高尔夫练习毯，在那里挥杆抬头的一瞬，整个长江就会很自然地跃入眼帘。不过此时郑健并没有练球，而是悠哉游哉地坐在办公桌前，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按着鼠标一一他正和网友下围棋呢。
当然，这样的生活远不是郑健的全部。但在经历了种种挑战和体悟之后，他正向着最真实的自己，步步靠近。
“神童”受挫
武汉威特集团董事长兼武汉新文票据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人大代表、市工商联常委、武汉劳模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武汉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印刷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武昌区政协委员、区工商联副主席、区慈善总会副会长、区印刷商会会长、湖北省和武汉市劳动模范、湖北省和武汉市优秀企业家，武汉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市“双比双争”优秀共产党员……长串的头衔是《鄂商》了解郑健的第一步，但也仅仅是最粗浅的一步而已。正如采访中记者没有想到的：一个看起来这么事业有成的人，却接二连三遭遇命运和自己开的玩笑。
今年46岁的郑健出生在一个工薪家庭，原名郑大学，在兄妹5人中排行老二。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小时候的郑健调皮活泼、诚实仗义，5岁上小学时不仅成绩优异，还当了班长。
但没多久，在他8岁时因为母亲突发精神分裂症，尚不懂事的同学都不太愿意和郑健走得太近，甚至欺负他。慢慢地，郑健的个性开始变得自闭而自卑，“经常是自己和自己玩，一个人找乐。”他这样回亿。
到了初中，随着年龄增长，自我封闭的阴影慢慢在心中散去，唯一不变的是，他的成绩依然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尤其是数学，被老师称为“神童”，在那几年市里组织的数理化竞赛上，他也是常客。
“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恢复了高考，1978年郑健和其他几名高一同学被学校推荐参加高考试考，这一年他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1979年，他再次正式参加高考，这时，命运第一次和他开了玩笑：因考试发挥失常，成绩只是刚好超过重点线，自己平时成绩最好的数学却在高考时考砸了！
“上次去听吴维库老师的课我还和他说，当年我们班上成绩平时和我相当的同学不是考上了清华就是上了北大，有一位同学还是你师兄呢。”说起这段插曲，郑健并不遗憾，也早已释然。勾起这段回忆，大概也只是为了纪念那个有点遥远、有点模糊的少年梦吧。
由于填报志愿的再次失误，他终于与大学校园失之交臂，他一气之下将名字改为郑健。不愿意复读的他去了武汉市一家中专学校学机械，一度有些失落，甚至产生了“混”的想法。读书期间，一位老师的话重新给了郑健勇气，那位老师告诉他：学机械专业，不想当工程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当总工的工程师也不是好工程师一一奋斗就有机会，一切皆有可能。
从此，郑健暗下决心：不能就此放弃，我一定得混出个名堂！
下海“呛水”
中专毕业后，郑健被分配到一家集体企业，从最基础的见习技术员开始，正式踏入社会。在单位，他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得到了发挥，也慢慢从车间安全技术员做到了团支部书记。后来，由郑健写的一篇演讲稿得到了公司党委的一致认可，他被调回公司党委宣传科工作。不久，郑健考取了成人大专，学习中的他便被调到公司所属的国营新文印刷厂，作为储备干部。
在国营印刷厂的几年，郑健几乎在任何一个部门都干过，但似乎总是在设备科、技术科、团委和新产品开发办公室等几个部门之间跳“梅花桩”，没有被提拔。国有企业陈旧的管理和用人机制，让这个一直想做番事业的年轻人苦恼不已。
1993年，也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武汉出现了第二次个人创业的浪潮，这年4月份一直在等待机会的郑健说服两个朋友，正式“下海”了。 “既然在厂里没有当总经理的机会，干脆自封个总经理！”郑健把自己跨出的第一步说得轻描淡写。
此刻，郑健和他的同伴们一定能够没有想到，此后接二连三的“倒霉事儿”，让他们几乎没有了坚持的勇气。
他们成立了一家叫做威特科贸的公司，在兴起不久的洪山科技一条街上卖自己生产的打印纸和复印纸，也做点计算机和印复印机耗材的生意。郑健和他的伙伴沉浸在为自己拼搏的激情中，创业的第一年，面对当初想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困难，他们坚持了下来。
到了第二年4月年底，郑健一算账，公司盈利2万元。三个合伙人每人发奖金1000元，剩下的打算转账进一批货。那天，合伙人马经理和他的女朋友破例坐了一回中巴车，谁料想下车时他一声大叫：转账的支票丢了！
他们报警后心急如焚地跑到银行，急忙将账上的钱转到了朋友的账号。不可思议的是由于银行工作人员的失误，以为万无一失的钱还是被小偷利用假身份证划走了。因为涉及到入账银行的工作失职，经办业务员可能要坐牢，他于心不忍，主动放弃了相关责任的追究。
这不仅意味着郑健他们一年的辛苦白费，对刚创业的他来说也算是致命的打击。 “当时为了几毛钱的利润，我会骑着自行车给别人送货，往返要一个多小时。”巨款丢失的一刹那，郑健的失落可想而知。后来，那家失职银行主动介绍了二些印刷业务交给郑健，让他们度过了难关。
一波甫定，一波又起。在印刷业务刚刚步入正轨的1995年，因某大客户业务人员的失误，一笔5万元的票据印刷业务在原稿环节出了差错，对方单位不仅拒绝收货，还和郑健的印刷厂解除了一切后续合同。
辛苦大半年的利润一下子又不见了，郑健第一次想到了放弃。甚至在国营厂那些本已遥远的回忆让他有了回厂上班的冲动。
此时，已经32岁的郑健当然是理智的。短暂的痛苦之后，他分析了自己的两次挫折，都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运气不好。 “只要我心不死，倒霉的事情不可能总被我遇到吧！ ”
尽管如此，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郑健还是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倒霉”事，如有一次，公司丢了一本增值税发票，损失数万元。
这些小插曲让郑健更加谨慎，也更加理智。其间，他通过代理品牌企业的耗材，设立代理企业的武汉办事处等方式，在印刷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将商贸生意也越做越大。而此时的国营新文印刷厂，则因体制、业绩等问题沉疴已久，开始摇摇欲坠。
“改制”狂澜
到1998年，郑健手里已经有了一定积蓄。这时，国营新文印刷厂的老领导找到他，希望能一起合作。双方很快达成股份制合作意向：由郑健租赁新文的部分厂房和设备，进行合资运营。
郑健为此购买了最新的生产设备并引入新技术，使得公司的印刷业务迅速扩大。对此，一墙之隔的新文老员工们都非常羡慕。
“不久，我又遇到了大麻烦。”郑健突然变得有些凝重，似乎不想再回忆当年的一幕。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1999年8月25日的下午7时许，刚吃过晚饭正在中华路上和太太散步的郑健就看到火炬路方向的天空浓烟滚滚，而那里，正是自己租赁的厂房车间的位置。
他一下子懵了：如果机器烧坏，我郑健就永不能翻身了！
这次他是幸运的。由于扑救及时，只是厂房受损，机器都安然无恙。只要保住了本钱，其他损失都是暂时的。
大祸不倒的郑健愈挫愈勇，他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而当年的公司效益，依然非常可观。
2000年，国营新文印刷厂已经负债累累，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按照政府要求，必须尽快改制。接手新文最合适的人选，此时非郑健莫属。但在公司董事会上，当他提出对原新文印刷厂实行收购时有的董事提出了反对意见。董事们的想法似乎也合情合理：公司现有29名员工，每年纯利100多万元，舒舒服服，收购新文印刷厂股份这个大摊子，姑且不说巨额债务，光是300多名在册职工（其中168名在岗）、70名附属厂员工的生计还有300多名退休职工的医药费报销就是很大的难题。
但郑健却坚持自己的想法：“从政治意义上讲，参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导向，我们应该积极响应；从经济利益上讲，国家也给了一些优惠政策，只要我们应对妥当，决不会被压垮；从个人情感上讲，我在新文印刷厂工作了近20年，没有新文印刷厂，就没有我郑健的今天，也没有新文票据的今天。现在我们富裕了，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昔日地兄弟姐妹没饭吃”。在他近乎执拗的坚持下，决议最终通过。
待到把老新文厂的家底盘完，郑健也吃了一惊：不仅资金有600多万的缺口，168名在岗职工的工作安排和400多号人的工龄买断也是巨大的包袱，而在改制过程中，不少陈年旧账和债权纠纷也经常困扰着他，“半年之内法院传唤我3次”，郑健笑着说。
最后，他通过协商还债、资产打折还债等方式，6个月内不仅解决了企业债务，还妥善解决了每个员工的经济补偿问题，并用各种办法养人、用人，使得公司当年便增加销售1000万元。改制以来，公司销售额以每年增加1000万的速度发展至今。
2004年，郑健收购了上海一家印刷厂，最终却无意卷入了这家企业的改制。进退两难的郑健选择了继续向前，他利用在武汉成功改制新文厂的经验，将这家在沪企业改制成功。其间，上海不少同行打算看郑健的笑话：“一个武汉傻子来收购我们上海的企业，可没那么简单。”但事实证明，郑健不仅没让别人看成笑话，还成了上海印刷行业国企改制的榜样。目前，新文票据在武汉、北京、上海各有一家印刷厂，已是湖北最大的专业票据印刷企业，年业务量上亿元。
率真之魅
和郑健聊天轻松而愉快，即便是谈到自己最不走运的几件事，他也表现出一贯的积极态度。这当然和他的个性有关，而事实上，这些年在外工作、打拼的过程，也是他一步步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身上，有一股通透而率真的力量直入人心。
采访那天，正是初夏的中午时分，郑健一身休闲打扮格外轻松。配合记者拍照时，他会不自信地问：这样穿可以么？让人恍然觉得他就是你或者我身边的一位大哥。
而在生意中，郑健也表现出自己最真诚坦率的一面。和大多数前期摸索创业的老板一样，过去十多年间，他也涉足过多个行业，先后办过防水公司、保洁公司，还开过超市。作为武汉第一批开超市的私营老板，当家乐福、中百等零售巨头出现之后，郑健果断地把自己开的超市关了。 “我的进货价就是人家的卖价，怎么竞争？”而对想要接手他超市的人，他好好言相劝：“转给你就是害你，这样的事我郑健从来不干。”
现在，郑健的威特集团下属6家全资子公司或股份公司，除了3家做印刷，还有1家做电信增值服务，l家做电子商务，l家做专用汽车。对于其中自己不擅长的行业，他从不插手管理，只是作为长线投资。
在外人看来，目前新文票据在湖北稳居业内龙头，业务还在蒸蒸日上，郑健可以高枕无忧了。谁料他却和记者谈起，自己正打算寻找合适的“买家”，将印刷这一块转手或者整合上市。对此，他的理解是：3—5年之内（票据印刷）肯定没问题，但印刷行业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必须要有更长远的打算。在他看来，将来新文由谁当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企业能否更进一步，企业员工能否得到更多实惠。 “比尔？盖茨尚且居安思危，我更没资格一劳永逸。”郑健告诉记者，自己最反感的就是那些企业一垮就溜之大吉的人， “企业家一定要尽社会责任。”
作为武汉市和武昌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郑健在人代会上“敢说话”是出了名的。他笑称，每次一开会，就有代表睁大眼睛朝他这里看，看他又有什么惊人之语。 “不提意见违心，也不能瞎提意见，这要花大量的时间走访选民。”郑健笑着摇头。
因父母过世早，至今让郑健最遗憾的就是：早年父亲生病时因没钱治病，只能眼看着亲人受罪并最后撒手而去；等到自己有钱了，母亲的病却治不好。这样的经历，让他格外能够体会别人遇到困难时的无助与渴望。多年来，他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捐款救困。
对自己的下一步，郑健早有规划。目前，他正准备试水文化产业，打算联合投资方与中国文联影视中心投拍一部湖北题材的电视剧《贱三爷》。在郑健眼里， “汉阳来的贱三爷”这句武汉俗话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湖北文化内涵，更是湖北人充满智慧的缩影。他希望通过客观诠释“贱三爷”这个“九头鸟”的代表人物之一，将湖北人聪明、狡黠又可爱的一面展示给外界，引导湖北人向着“诚信、吃苦、合作”的商业文明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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