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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本核算制”：出版业的管理时代来了 时代变了，兰登书屋的所有者也变了。兰登书屋本是家族公司，按美国法律，家族公司在大股东去世后会被课以极重的遗产税，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公司变成法人，因为法人不会死。兰登书屋变成法人后，于一九六五年卖给美国电子业巨头美国无线电公司。六十年代，出版社卖给电子公司曾风行一时，电子公司本以为会赚大钱，很快发现事与愿违后，又纷纷把买来的出版社卖掉。但买得起兰登书屋的买家并不多，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遇上媒体大王纽豪斯（S. I. Newhouse）。其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已各自开始执政，开启了持续至今风头不减的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一半出于天真，一半出于无知，谁也没去调查纽豪斯买下其他公司后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只是相信，既然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收藏，既然他能多年资助他妻子的旅游出版，无疑也会兑现他对兰登的承诺：尊重编辑权独立。因为他公开表示收购兰登不是为赚大钱，而是出于对兰登书屋文化和智性价值的仰慕。”安德列说这话的时候，语调一如既往，我却暗自惊讶那个出版业的天真时代竟离我们这么近。 “接下来发生的是，纽豪斯的经理人开始要求每本书都要赚钱，而且要马上赚，这就是‘单本核算制’，即每本书都要做一个盈亏表，不赚钱的书不赚钱的系列则没有出版的必要。相应地，企业一般管理费用被要求分摊，包括万神殿认为根本不必要的昂贵办公楼和高管层巨额年薪。” “单本核算制”不过是今天出版业习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想不到，在它最初浮出历史水面的时候，曾具有那么强烈的对抗性和象征意味。 除了管理原则的分歧外，对安德列和他的同事来说，麻烦还在于，“政治上，纽豪斯要求我们停止出版批判性著作，而要出更多的支持右翼的书，少一点左翼的书”。 “他们当时用的就是‘右翼’、‘左翼’这个词吗？”我问。 “他们最初用的就是这个词，后来赖账了。”安德列答道。看来这些作为政治标签的词汇具有普世的敏感。 纽豪斯个人政治上十分保守。他让兰登书屋支付巨额预付金给纽约地产投机商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在他的电视栏目“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显要朋友。他支付给南希 里根三百万美元首付，显然没赚回来。他甚至签了麦卡锡同党、辩护律师罗伊 柯恩（Roy Cohn），只不过书未完成后者便去世了。最后，他终于雇用了银行家出身的意大利人维塔里（Alberto Vitale），取代了老兰登掌门人罗伯特 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维塔里上任后公然声称他根本没时间读书。他的确不读书。在他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悬挂的，不是作者像或书影，而是他的私家游艇的丽照。他用十足的反智主义突出所谓的商业果断，他认为万神殿应该砍掉三分之二的书目，裁员三分之二，只出赚钱的书……那时候，我便和同事说：“算了，让它去吧。” 万神殿编辑集体辞职，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罕见的抗议行动。成百上千的万神殿作者宣布与兰登书屋解约。一张当时美联社的新闻图片里，斯特兹 特克尔（Studs Terkel）正举着喇叭向公众讲话，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的是“挽救我们的万神殿”，他身边站着历史学家阿诺 迈尔（Arno Mayer）和小说家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大刀阔斧的意大利银行家毕竟壮志未酬。一九九八年他被解职时《纽约时报》披露的兰登书屋利润率仅有千分之一，乃至人们怀疑是校对错误。作为对比，万神殿在安德鲁主持的二三十年间，销售收入从百万美元稳步上升到两千万美元，他离职不久就有两本书获普利策奖。 “那你是否怀疑过，当时的兰登书屋仅仅是用人错误，而不是结构问题。如果当年纽豪斯雇你来操盘，会不会皆大欢喜呢？”我问。 安德列的回答肯定而巧妙：“不如打个比方。共产党的系统有政委，把握发展方向。集团公司相似，财务人员就是政委，指导原则是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如果诗歌赔钱，很简单，砍掉。翻译书赔钱，砍掉。慢慢地，严肃类别越砍越少。所以这是个结构问题，根源就是商业野心。” 他继续说道：“这个结构拒绝冒险，因此新作者很难获得出版。一方面，它只关注畅销书和大作者，导致大作者被过度支付。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小出版社出版了成功的作者，就用高额预付金把他们抢到手，导致小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你看看曼哈顿的情况就知道，幸存下来的独立出版社已屈指可数。” “那么你认为以利润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到底使出版业丧失了什么？” “丧失了翻译--人类观念的一大部分；丧失了独立出版社--理念多元化的来源；也丧失了政治批评--布什政府上台的前两年，没有任何大公司出过一本批评伊拉克政策的书，只有小出版社出。所以，说到底，我们丧失的是民主。” 新出版社诞生：逆流中的小船 安德列接完电话，坐回到旧沙发上：“明天去芝加哥，就是和斯特兹一起工作，完成他的回忆录。他今年九十五岁了。” 记得我最早读到斯特兹 特克尔的《美国人谈美国》（原书名《工作》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时，还是八十年代初，那本书是当时很多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最初读物，“口述史”这个词我就是从那儿知道的。 特克尔和安德列的合作始于四十年前。当时特克尔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明星，并开始跻身电视业。但因拒绝在麦卡锡调查中提供其他左翼人士的证据，他上了黑名单，丢了节目，也丢了工作。人生最黯淡的时期，安德列鼓动他写书。第一本是关于芝加哥的口述史《断街》，此后一发不可收，陆续写作了关于大萧条的《艰难时代》、关于“二战”经历的《劫人后语》等一系列纪实杰作，被认为开创了“口述史”这一体裁，《工作》销量过百万，《劫后人语》获普利策奖。特克尔把这一切归功于安德列，他公开声明：“我之所以写口述史，从头到尾都是安德列的主意 。四十年来，作为编辑和同道，他一直是指引我的光。” 安德列自传中有张照片，是特克尔和安德列一起工作的场景：四壁是书，桌上是书稿，地点是安德列家，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安德列的转折关头。 当媒体尚未在兰登书屋的哗变中醒过神来，一个崭新概念的出版社诞生了，业界和公众舆论为之震动，这就是新出版社。特克尔回报给安德列有力支持：他的新作《种族》，为这个名字叫做“新”的出版社赚来最初的生存资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