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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组织专家对牛达生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专家认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 老牛真的老了，变成名副其实的“老牛”了。虽然留的是小平头，看起来白发不那么“醒目”，但仔细观察，那上面已找不出一根黑发了。他却红光满面，看不到皱纹。一问年龄，只差一年，就80了！ 80岁是个什么年龄？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是需要别人照顾饮食起居的年龄！而这些似乎都与老牛不沾边。相反，他的案头，仍摆放着许多书籍、资料，电脑里仍然有刚写下的文字，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老牛真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啊！ 
 考古专家获得“毕昇奖”：全国独此一人 1996年，对牛达生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虽然他已退休几年了，但恰恰在此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权威确认。随后，他获得了中国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时刻。一个在偏远省份的考古专业人员，怎么会与这个令印刷界同仁都敬仰的大奖结缘呢？ 说起老牛当时的研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 1993年，牛达生退休。那时，老牛常常对着眼前的一册册发黄变脆的西夏文经卷出神。他越看越兴奋，越看越觉得它们不同寻常！经过几个月的不懈研究，他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些西夏时期印刷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是不可多得的孤本，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木活字印刷品！ 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牛达生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强烈关注。学术界呼吁权威部门给以确认。 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对这一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委员俞伟超、史树青、徐苹芳、史金波、潘吉星、郑如斯、张树栋、罗树宝、魏志刚、冀叔英等分别是考古、西夏、古纸、印刷、版本学等方面的权威。与会专家听取了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报告，考察研究了有关资料，一致肯定了牛达生的研究成果并赞同牛达生的研究结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这样，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比权威论著和人们的传统认识要早一个朝代。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成为“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意味着人类印刷史的有关章节将要因此而改写。 1997年，牛达生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1999年，他的研究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社会各界齐赞牛达生是“改写印刷史的人”。 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振奋。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来自邻国的少数学者不断向我国的“四大发明”提出挑战：他们说，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牛达生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挑战。 一起震惊中外的案件引出重大考古发现 许多人会问：命运怎么会如此垂青牛达生？这么宝贵的资料怎么到了牛达生的手里？ 这缘于一次考古发现。 其实，他也是在临近退休之年主动请缨，又抄起考古的铁铲的。 与以往一般的考古发掘不同的是，牛达生的这次挂帅出征，竟是由一起震惊中外的案件牵出来的。 1990年11月28日，在贺兰山上放羊的牧民发现：位于贺兰山腹地、鲜为人知的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了！12月11日一早，宁夏考古专业人员决定到现场考察，我应邀一同前往（是当时去现场的唯一记者）。我们看到了被炸古塔的废墟，还发现一根位于乱砖之中的塔心柱。那上面的西夏文和汉文题记吸引了专业人员的目光，也向现代人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专业人员判断：过去一直认为是明代的方塔，竟是存世稀少的西夏古塔！其考古价值一直被人们低估了！ 我在《光明日报》上发出独家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牛达生虽然没有到现场考察，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再表达愤怒、惋惜之情。他已年近花甲，但他没有混日子的打算，他对清理古塔废墟抱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搞清楚该塔的建筑结构，对研究西夏建筑乃至我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在冥冥之中也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废墟中发现西夏文物，哪怕是一鳞半爪也好。 1991年秋，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由牛达生担任领队的考古队进入贺兰山腹地，与古塔废墟朝夕相处了一个月。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考古：不通路、不通电，不通信息，水、粮、菜等生活用品都要靠毛驴从山外驮运进山。就是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他们将整个古塔废墟翻了一个遍，将所有废砖头码放整齐，不仅搞清楚了方塔的建筑结构，而且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和汉文、西夏文文献。 “考古是发现的科学！”牛达生“发现”了，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发现西夏文佛经孤本 按说，“满载而归”的牛达生，只要把考古资料一上交，就算大功告成了。如果真的那样做了，那也就不是牛达生了。 在结束野外考古之后，牛达生连续作战，整理、研究出土文物。无论是对牛达生还是对其他专业人员来说，要把这些文物都搞清，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出土文物中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能够认识西夏文的仅有几个西夏文专家，在国内外都屈指可数。牛达生尚不在此列。 西夏文，是仿汉字创造的一种独特文字，曾在历史上使用了四五百年之久。它在西夏建国前就创造出来了，却并没有因西夏政权的灭亡而立即消亡，而是在部分地区继续沿用了一段不短的时期。猛一看，西夏文与汉字颇为相像；细一看，竟无一字与汉字相同。西夏文的创制，有一定原则、规律，也充满着智慧。虽然不像汉字那样应用的时间长、应用的范围广，但在一个特定时期它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又是其他文字所没有的。因而，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听说国内认识西夏文的只有“几个老人”，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有人学习这种文字，不能让它失传。 深入研究古塔废墟中出土的文物，就像攻克牢固的堡垒。摆在牛达生面前的，有许多“拦路虎”，最大的“拦路虎”是知识储备的不足。但这难不倒牛达生。他买了上百种相关书籍从头学起，还利用各种机会向专家学习。 考古研究，不仅要甘受清贫、耐得住寂寞，而且要有一双慧眼。牛达生在对这批文物进行整理研究时就独具慧眼，他逐渐抛开其他文物，最终将精力集中到9本完好的西夏文印本上：这是什么书？书名是什么？是世俗文献还是佛教经典？在西夏文文献中是否是孤本？虽然卷首和末卷均有缺损且无题跋，但牛达生最终还是利用刚刚学到的知识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些西夏文印本，书名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海内外的西夏文献中是孤本。 孤本！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是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孤本！1991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宁夏方塔废墟中发现西夏文佛经孤本》为题刊登我采写的报道，随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是雕版？是活字？非同小可的论证 考证西夏文佛经的出处并确定其为孤本，是一个不小的研究成果，但牛达生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要研究它在装帧和版式上的特点，进而确定它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如果是活字印本，那就不同寻常了！但要搞清这个问题，则涉及到佛学、藏学、版本学、文献学、印刷史等学科，要具备很多相关知识。哪怕是搞清楚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弥补知识的欠缺，花甲之年的牛达生又从头学起，他甘当小学生，不但向书本学习，还注意向专家请教，仅他登门拜访的专家就有30多位，所有这些为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时，只被认定为西夏时的印刷品。至于它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金属活字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但这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之骄傲的古代发明。从印章、碑拓、织物印染发展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雕版的印刷技术始于隋末唐初，而较之更为先进的泥活字印刷术，一向被认为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布衣毕昇发明的，因为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此有明确记载。此后，我国又诞生了木活字、金属活字。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而在中国活字技术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直到1450年才掌握活字技术，这要比我国晚四个世纪呢！ 牛达生在研究中发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与同时代的雕版印本有许多不同之处：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左右栏线较短，上下栏线或不足或超长；正文和题款文字风格一致但大小不一，笔锋不尽相同；墨色浓淡不匀，有的黑白斑驳，有的半深半浅；倒字更是多次出现，具有活字印刷的特征；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见排错；页码用字无定规，错排、漏排严重，汉文和西夏文混用；有些页面残留隔行竹片的印痕。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 这一研究发现非同小可！牛达生自己也为此激动不已。因为我国虽然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保存至今的宋代印刷品只有雕版的，并无活字的，现在保存的最早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是明代的，而按照权威论著和传统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王祯在《农书》卷二十二“造活字印书法”中，详细地介绍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于是，有人说：“发明第一套实用木活字之功，必须归于王祯”，“正式用木活字印成书，最早的不得不算是元代的王祯”，“木活字版为元代的科学家王祯首创”。《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与研究，向这些长期形成的定论提出有力的挑战。如果观点成立，那么，中国的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将提早100多年！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牛达生不知苦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最终，他以独到的发现证明：这些西夏文佛经，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随后，专家们也表示认可：这些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 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2年，《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为其珍贵且独有，被国家文物局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也是在这一年，它又被国家档案局列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48件文献之一。最令牛达生兴奋的是，这个研究成果被写入中学课本。印刷术明明是中国古代的发明，但韩国的一些学者却说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韩国有关部门还将其写入中小学课本，进行所谓的爱国教育。现在，终于可以正本清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中国历史》下册在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后写道：“考古学家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这是已知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中，还有更多的介绍：“1991年，宁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 他曾发表文章订正自己的错误 牛达生在西夏文献研究中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认为他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错了。实际上，牛达生对学术的贡献、特别是对西夏学的贡献是很多的，也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上几笔。 牛达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正赶上“反右”运动，同学中就有人因为爱学习而被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错误批判，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牛达生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他的正常学习还是受到不小的冲击，可他仍坚持学习。上大三时，系里开了民族史和考古专门化，供大家选学。所谓“考古专门化”，就是后来的考古专业。牛达生怀着对考古的兴趣，选学了考古。当时学校专业师资缺乏，就从北京等地聘请专家学者授课，牛达生有幸聆听了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讲座，眼界大开。 1958年，牛达生大学毕业，正赶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无条件服从安排，与7个同学一道来到百业待兴的宁夏。就因为他在大学里学了一点考古，被分到还在筹建中的宁夏博物馆。 那时的博物馆，还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考古专业人员不能静下心来搞专业。西夏学在当时还完全是个陌生的词语，尤其让一些专业人员汗颜的是，西夏陵就在银川西郊，许多人包括考古人员竟浑然不知。 1972年对西夏陵的发掘，才使宁夏各界人士有了“西夏”意识，牛达生与“西夏”的接触，也是从参加西夏陵的发掘开始的。 宁夏搞考古工作的业务人员很少，很难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情况下，碰上什么就搞什么。牛达生发掘过青铜峡唐代墓葬，也到固原须弥山石窟搞过调查，一度对石窟产生很大兴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宁夏博物馆和中央美院合作调查须弥山石窟，他是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石窟区的测绘和编号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须弥山石窟》，凝聚着他的心血。 牛达生是明智的。这种明智，表现在他对自己能力和研究对象的准确判断上。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搞石窟研究，因为研究石窟要懂艺术，特别是要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而自己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逐步把精力转向西夏学研究。 他搞清了位于银川市中心、至今还是西夏古都兴庆府的标志性建筑的承天寺和承天寺塔的来龙去脉，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他调查并考证了位于贺兰山东麓拜寺沟口的拜寺口双塔，以充足的论据证明其为西夏原建，虽然经历乾隆三年（1739年）8级大地震的考验，但它们仍屹立不倒，这是弥足珍贵的。他的研究也丰富了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内容，为双塔最终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西夏钱币的研究，也让牛达生颇有收获。他带人发掘清理了贺兰山东麓深山狭谷中的3处西夏钱币窖藏，对像小山一样的数万枚钱币进行了一一检选，并按朝代、币种、币值、书体进行分类、计数，完成了大量琐碎、繁杂、艰苦的工作，他对当年钱币的埋藏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他的《西夏钱币辨证》被学界认为是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之作，对西夏时期宋夏关系及经济状况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对钱币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最终精选结集出版了《西夏钱币论集》。 作为宁夏的一名西夏学者，牛达生对西夏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十分关注，而且极力推动。早在1991年，他就撰写了《西夏学研究与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除了论述西夏学地位、回顾西夏学发展历程外，还提出了“宁夏应成为西夏研究的中心”的建议，希望早日成立西夏研究中心或西夏研究院。近些年，有关西夏的考古报告，俄藏、英藏、法藏及国内各地所藏西夏文献相继结集出版，一批年轻的西夏学者迅速成长，有的已成为硕士和博士，有的人可以直接翻译西夏文文献，甚至翻译藏传佛教的西夏文佛经，对此，牛达生感到十分欣慰，也常常感叹“后生可畏”。 近30年来，牛达生发表论文、资料近140篇，其中3/4与西夏有关。他对西夏遗址、西夏陵墓、西夏官印、西夏石窟、西夏窖藏、西夏碑刻、西夏文书研究都有涉猎，而且都有独到见解，有专著《西夏遗迹》为证。牛达生还参与了《中国钱币大辞典》《中国民族建筑》和《中华印刷通史》西夏部分的编写工作。 老牛老了，但他的精神却没有老。 牛达生对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研究，经权威鉴定早有定论，但仍有学者持有异议。按说，他可以不予理睬，但他却条分缕析地写出答疑文章，严肃认真地进行学术争鸣。 难能可贵的是，牛达生始终严于责己，从不文过饰非，他曾发表文章订正自己的错误。他告诫后学者，在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社会，更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