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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梗概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这是描述杨金溪的祖籍—福建晋江曾为东方第一大港时的盛况，此地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对外贸易盛极一时。杨家有行商的传统，杨金溪的父亲一直在菲律宾当木材商人，念中一时，杨金溪离开晋江华侨中学，移居香港，送行的亲戚们大概不会想到31年后，这个少年回到母校兴建了“南霞美”教学大楼。杨金溪自小热爱美术，但是在1969年大学预科毕业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要做生意的，像犹太人、温州人一样，行商的道路对杨金溪而言是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这份生意最好还能结合美术方面的兴趣—那就是印刷喽。初出茅庐的杨金溪先在一家凸版印刷企业做业务员，一年后，老板转行做胶印，杨金溪则在父亲的帮助下买下了一个只有几人的小厂—香港协成柯式印刷厂，以新的身份和原来的老板同时期转行做胶印。之所以买别人的工厂，盖因当时港英政府实行印刷机登记牌照管理，直到1977年该项法例才被撤销，在当时一照难求的政策背景下，借壳是杨金溪最快捷的创业方法。
东莞金杯，港企北上的佼佼者
我们可以想见23岁的杨金溪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样子，显然在四五十岁的师傅们面前谈不上什么威严，年少气盛，杨金溪将员工全部解雇，重聘新人。“三岁看到老”，虽然那已经是青年杨金溪，但道理一样，从那一刻起，这种自信就一直附在他身上，影子一样从未走失。
杨金溪接手协成后，将业务方向定于自己已有一点经验和客源的包装印刷，主要面向本港的电子企业。香港印刷业的胶印技术是从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到杨金溪入行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协成还没有练好身手，怎么能胜人一筹？“别人都买二手设备，我就买新设备，”反其道而行之为协成奠定了差异化竞争优势，让协成在创立之初站稳了脚跟。包装印刷这条路走了10年之后，受香港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电子企业的订单减少，信用也变差，印刷企业收款困难，“赚100块最后只能收40块了”，杨金溪无奈要另做打算。
1982年，杨金溪在香港成立了金杯印刷有限公司，开始转向出版物印刷的经营。“金杯”是祖父为杨金溪起的本名，18岁换香港的成人身份证时，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遂改名“金溪”，现在杨金溪回到福建老家，乡亲还会亲切地唤他“金杯”。
一个企业发展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宏大的产业背景甚至社会背景上展开的。进入80年代，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磋商，造成了港人对港币的信心下降。港币对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使香港印刷业在价格上一下子具有了竞争力，由此为始点香港逐渐成为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既为一个“弹丸之地”，除了服务于制造业等的包装印刷外，香港的商业印刷市场并不大，再结合前面所说的香港经济的转变之机，杨金溪选择出版物印刷做转型，主要面对欧美国家的出版社。
从协成到金杯，从内销的包装印刷到外销的出版物印刷，杨金溪的经历简直就是整个香港印刷业的缩影，一切就像《中华印刷通史》所总结的那样，“整个七十至八十年代，是香港印刷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20年间，电脑排版完全取代了传统的活字排版；胶印取代了铅印；由原来的以商业、包装印刷为主，转变为以书刊印刷为主；书刊印刷以内销为主，转变为以外销为主。印刷业的产值，每年增长率达20%以上，比香港整体经济年增长率16%还要高。到八十年代，香港印刷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已成为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
杨金溪跑来的第一个境外客户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边是享誉世界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一边是刚刚成立的金杯，两者看上去不甚相称。此时杨金溪34岁，已到中年，但做事风格中蕴含的那份十足的信心和23岁时并无不同，这时的金杯虽然是刚刚成立，但杨金溪已经晋升为一个技术专家，能够从容应对各种高难度的印刷活件，“年少气盛”增添了资本和底气，变成了“意气风发”。事实验证了杨金溪是自信不是自负，在3家应标印刷商中，牛津最后选择了杨金溪，成就了金杯的第一个外单，更开始了双方长达36年并正在继续延长的合作。据说，金杯公司有多少印刷能力，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提供多少活源。金杯现在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最大的印刷供应商，牛津也已经成为金杯最大的海外客户，其业务占金杯外来业务总量的30%以上。
1984年，杨金溪在香港成立了崇达制版有限公司，本意是想承接一些其他印刷企业的印前工作，金杯的同行们并没有太多兴趣变成崇达的客户，所以成立后的崇达更像是金杯的一个印前实验室，杨金溪有什么新点子，就会在崇达寻找实现途径。直到金杯建立了自己的印前部门，崇达的使命也完成了。
进入90年代，金杯的命运再次被香港的命运影响—北上。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变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移。香港把握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将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的加工工业向内地转移，从而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人力资源等。到80年代末期，香港完成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超过了80%。不过，金杯何时北迁，决定权不在杨金溪手上，而在国外出版社这些大客户手上，知识产权能不能受到保护，质量及周期能不能如一，这些都是海外买家担心的问题，直到1992年，所有的客户都讲“YES”了，杨金溪才来到深圳。
1992年初邓小平第二次来到他亲手创建的深圳特区视察，他在深圳看到的是一派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的深圳印刷业工业产值正在以年均4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已经保持了7年，美光、天明、旭日等一大批印刷包装三资企业早已享用了几年的深圳发展成果。杨金溪沿着这些先行者的步迹来到深圳，买地建厂房之后，他发现广东其实有更合适的地方做生产总部，那就是东莞。
东莞市北距广州50公里，南离深圳90公里，水路至香港47海里，位于广州、深圳、香港经济走廊的中间。杨金溪在陪朋友考察投资地点时偶然发现了常平镇的一块地，在这里杨金溪构建了属于他的印刷王国。多年以后，这里被命名为“金杯路”。需要补充的是，早在1994～1995年，深圳决策层已发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并且认定深圳的前途是高新技术产业，继而宣布取消对传统来料加工业的更多优惠政策。可以说，金杯无意间躲开了一次经营环境的地震。
坐在东莞金杯杨金溪的办公室里，忘了聊到了什么，他忽然幽幽地说了一句，“这已经是第四个地方了”。从协成，到香港金杯，到深圳，再到东莞金杯，有时候觉得商人才最像游牧民族，这不同于生性崇尚自由热爱流浪的吉卜赛人，更绝非什么“诗意的栖居”，商人都是跟在可行性报告上的投入产出比数据后面走的。我想如果香港的生产成本当初没有飞涨，金杯不会走。“如果能回到20岁，你想要20岁，还是现在的60岁”，“我不想‘如果’这种没可能的事情。”杨金溪回答。商人都会这样回答，而我这个写文章的就会热衷于幻想“如果”，这就是人的不同。商人最起码的素质是“实际”，这就是他们来到内地的根本原因。这些香港企业与这块土地刚刚建立起感情，但倘若他日又有东西—有时候是财务报表，有时候是时局—要赶他们走，又或者有东西—有时候是利益，有时候是环境—吸引他们走，他们也只得离开，月明之处即故乡，心安之处即故乡。
香港企业初到内地时，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并不是很吃得准，不知道是掩盖这种身份才能被公正的对待，还是强调这种身份才能被另眼相看，记得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用到了“港味”这个形容词。定稿的时候，被访的那家港资企业三番两次来确认这个词在一般的内地读者眼里是怎样理解，是褒义还是贬义？
这个矛盾的答案现在要明朗一些了，就好比杨金溪说的，“经过这么多年，管理部门也知道了，其实我们这些企业是最守法的”。但新的矛盾接踵而来，层出不穷，大到政策环境，香港的声音经常淹没在更洪亮、更耳熟的内地声音中，近乎于零的参与中产生无力感；小到企业经营，以另一种商业规则运作的内地市场，一试再试后还是让香港企业望而却步，普通话努努力能学得差不多，商业语言的切口和黑话太多，听懂都难，遑论对话。可见，虽然造成“复杂”的组成元素有所变化，北上的香港企业从来没能逃离一种复杂的心态。
气氛有点消极，是我过于强调了事情的某一面吧，真实的情况是以杨金溪为代表的香港投资者对内地投资环境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商人身上还有一种特点，是“赌性”，这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代表一种凡事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心态。这种信心，基于他们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判定—试错是难免的，他们相信一切都会最终调整到正常的商业运行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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