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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级主管单位的中国印刷总公司对直属厂——文字六〇三厂的成长与进步，一直给予足够支持与帮助。历任总经理王志高、武文祥、张双儒等德高望众的老领导，特别重视工厂管理团队的培养和使用，为文字六〇三厂的可持续发展，倾注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和心血。 说句实在话，文字六〇三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从人才、专业、规模，还是从技术、设备、质量等方面来说，在国内印刷业都可谓首屈一指，是标准的印刷“国家队”，在当时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这些大伽们，更是业界中的精英和领军人物。吴静波的豁达开朗、石明的超脱儒雅、冯仁康的精明能干、於仁豪的率先垂范、张传庆的敢于担当、周伟达的沉稳睿智、张成金的激情干练、谢瑞章的忠实坚守、张忠灵的与时俱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我的从业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文字六〇三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的印刷人生就从这里开始。文字六〇三厂，有我学习印刷理论知识的第一位老师——沈祥德;有我学习专业操作技能的第一位师傅——韩振炎;有对我发蒙启蔽的党支部书记——叶立基;有我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领路人——於仁豪;有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穆松庭、王喜群;有我从事群团工作的辅导员——卢宾;有对我工作提点多年、不离不弃的师长——姚建福……文字六〇三人工作上认真细致、特别爱较真的作风，生活中安常处顺、勤俭节省的习惯，一直影响着我，滋养着我。 随着年岁的增长，近几年我慢慢悟出来一个事理：文字六〇三人当年自豪的根源，其实就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上的满足，我认为这种满足和收入的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主要体现在工作是否开心，是否觉得有挑战性和成就感，能不能让自己从中学到技术和本领，并不断取得成长进步等精神层面。 文字六〇三人享受过国家特殊的待遇，也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85年，工厂经过全面整顿后，在原中国印刷总公司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繁荣期。可好景不长，随着九十年代国家体制的改革，文字六〇三厂从原来的“三线厂”，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国有企业。原因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的缓和，国家开始逐渐撤出对“三线厂”的大力投入。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开始向东部沿海倾斜。文字六〇三厂作为出版物印刷企业，由于当年建设选址时，过分强调战略需要和推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造成工厂建在了中小城市，远离了大城市的“出版社群”，而这就等于远离了出版物印刷市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人民美术、连环画、大百科全书、中国青年、中国少儿、中国戏剧、文化艺术、作家、华夏、开明、高等教育等10多家中央级出版社服务，到必须自己去寻找和开拓市场，这就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造成了工厂经济效益严重下滑，发展的步伐也逐渐放缓。我想，从那时候开始，文字六〇三人在分享过七八十年代的喜悦之后，就注定要经历九十年代的迷茫和新世纪的颓废，直至走上了一条衰落的下坡路。 然而，历史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年，文字六〇三厂的创业者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义无反顾地支援“三线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但是，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一部分员工先是做了“三线建设”的铺路石，后又成为了国家改革的垫脚石。为彻底解决企业为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工厂不得不调整产品结构，实现减员增效，有的员工只好走上“内部退养”或“提前退休”的无奈之路。说到这里，我不禁感慨：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就是许多这样普普通通的员工们，牺牲了本来可能更加安稳舒适的生活，用他们的艰辛付出换来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他们也不愧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进步的推动者。 文字六〇三厂的创业者们，很多是从北京、上海来到襄阳，当年都是生产、技术和业务骨干，有的还是国内的知名专家，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几十年都奉献给了国家的印刷事业。有些员工们更是一家三代都在文字六〇三厂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文字六〇三厂的创业者们，在襄阳工作生活期间，留下了一段铭刻心骨的记忆。有一些老员工退休后由于子女在襄阳工作，上海又无住房，便选择在襄阳定居养老，虽然人已经融入到了襄阳，但依然心系上海，乡愁正成为他们最大的思绪;有一些老员工退休后选择随子女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上海安享晚年，但他们还时常牵挂着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总想故地重游，想回文字六〇三厂走一走，看一看，以此追忆他们的似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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