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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戴光斗祖籍广西桂林，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的《大公报》社当印刷学徒，在《大公报》这个文化大家庭中一路成长。1944年9月12日，印制桂林大撤退前《大公报》最后一期报纸后，戴光斗九死一生，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1949年后，戴光斗随《大公报》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完成过《红旗》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巴金选集》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颇多建树。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戴老爷子传奇般的大公和新华印务生涯。 粗鲁人 戴光斗1945年9月到重庆《大公报》，就住在佛图关下李子坝的大公报印刷厂职工宿舍里面。他说：“听说重庆《大公报》原来在白街，遭日本飞机轰炸了，才搬到李子坝。重庆环境，我根本不熟。重庆人一讲话就‘给老子给老子’的，我也很不习惯。后头我认识了厂里打纸型的唐炳铎，他是天津《大公报》的老人。他觉得我比较斯文，跟那些人不一样，我们就聊天。我说重庆人怎么搞得这么粗鲁？他说你不要这么说，自古巴蜀出了很多文明人。我也觉得他说话跟一般的工人师傅不一样，有点板眼。他说你还是读点书，写写日记。他借我看的书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在大学》，很接近我的生活，对我的触动很大。” 唐炳铎思想比较进步，跟新华日报的女记者杨刚很熟。“有一天，唐炳铎对我说，你应该换个工作。他想把我介绍到新华日报去。当时在重庆，要进新华日报工作的人，必须有杨刚的名片和签字，碰巧她刚到美国去了，这事就没干成。抗战胜利后，老唐就第一批复员回天津去恢复《大公报》了。他走的时候，我哭得不得了。” 野球队 桂林《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的感觉，好像是两回事了。“桂林《大公报》是一个大家庭，到了重庆就不一样了，工人是工人，职员是职员，分得清楚得很。工人的厕所，职员的厕所，那是绝对不能搞混的，职员的工资也比工人高得多。” 但戴光斗的工资一个人用，也绰绰有余，还养了一个野球队。“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打篮球。在桂林，我是从小在街上踢野足球。广东有个球王叫李惠堂，40年代，他在桂林踢球的时候，我们就跟到他的屁股后面转。重庆很不容易找到平坝子，所以打篮球比较盛行。当时重庆有个很有名的辎重16团篮球队，在全国打得很好的，我们《大公报》有一个球队，在重庆也打得不错。我们也想打篮球，但跟不上他们的水平。我就承头和师兄弟自己组织了一个球队，因为我花的钱最多，他们就说干脆你取个戴光斗球队，我说那不行，就取了个名字叫迈。当时重庆，这点很好，你组织了一个球队，只要到夫子池运动场去报名，礼拜天就安排你比赛。我们也去比赛过，我打前锋，打一场输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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