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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除香港《大公报》保留之外，全国各地的《大公报》全部关停并转。“1950年5月，李子坝《大公报》印刷厂的厂房、设备和部分人员，全部划给新华印刷厂，新华厂是把30多个大大小小的印刷厂收拢来挂牌成立的。我也过去了。最先，大家都不愿意转过去， 军代表就给我做工作。我有在桂林打的那个进步文化的底子在，也积极，我也想进入革命队伍。我就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了大约有100多人过去，人还在李子坝，但是身份变了，当时叫进国营厂。厂里头也把我第一个派出去读革大。”
印毛选 1950年代的新华厂叫西南新华印刷厂，管云贵川藏的印务。“社会印件一律不接，就是管印书，教科书、政策文件。当时新华社的社论，除了报纸登以外，还要出单行本，也叫活页文选，有些是不过夜的哟，今天出了，明天就要跟到印出来。在印刷方面，我分管铅印车间，不分昼夜，也不知道累，吃住在厂里。为了鼓励生产，我第一个画生产图表，哪个做了什么，哪个的工作量完成得怎么样？小红旗往上面一插，那个鼓动性相当大。” 西南局后来撤销，西南新华印刷厂改名重庆新华印刷厂。“1953年以后，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就搬到杨家坪来了。第一台机器是我带过去亲自组装的。当时我们厂在全国都算好的，现代化的苏式厂房，地盘大，绿化相当好，别人把我们厂误认为是公园，公园化的工厂。” 新华印刷厂专印被称为“重大任务”的印刷件。“凡是接到重大任务的印刷件，我们都很紧张。后来印毛主席像。那时印毛主席像，不是随便哪个单位都可以印，最先只有北京、上海可以印，文革以后，重庆才开始可以自己印了。” 戴光斗之子、摄影家戴前锋，从小就在父亲的厂里，在纸张、油墨和铅字之间灯晃。他说：“我还记得文革时，只要中央新的文件下来就要印刷，就要选人。选起的人，全部戴起牌牌，才能进出车间，那个车间完全封锁，不是哪个人都可进出的。” “第一次接到印毛选的任务，搞得好紧张哟。市委宣传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办公室，那个主任和出版社的社长、我们的厂长、书记，一起把任务交给我。任务艰巨光荣，要选最好的设备，最可靠的人。再就是质量标准。虽然纸型是北京发来的，不用校对文字，但纸面和印面，都要校对一下，因为怕纸张上有尘埃，有颗粒。出了错误就不得了。” 所以，最后还是要校对，校对阵容也相当豪华。“全部从大学里面调讲师、教授来当临时校对。印一张他们就看一张，一页一页地读。印前打样也要校对，印的过程当中，每印到3千张或者5千的时候，也要抽样出来看，就怕有颗粒把版子压坏了；装订完了之后还要看一道，是不是有错漏。” |
